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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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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讓基層市民有尊嚴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0-11-19]     我要評論

周全浩 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成本增加對公司所構成的影響實不會太大,因為低層職工的薪金佔公司的營運開支比率並不高,最低工資極其量只會減慢公司的盈利增長,不至於引致盈利倒退,企業還可以加價將部分上升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訂立一個合理的最低工資,讓社會資源重新分配,一方面可縮窄貧富差距,另一方面亦可讓基層市民有尊嚴地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社會各界對於最低工資的釐定方式和水平一直存很大的分歧,經過各方的激烈討論和考慮,行政會議最終接納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議,將首個最低工資水平敲定於時薪28元,如立法過程順利,將於明年「五一勞動節」正式生效。政府預計會有31萬員工受惠,主要是保安、物業管理,清潔服務業,飲食業和零售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28元時薪水平已平衡各方的利益。28元時薪水平是否足夠,筆者不願置評,但絕對贊成最低工資的立法,並藉此文章解釋勞工階層薪資過低的背景和實施最低工資的必要性。

英美是壓低工人薪金的始作俑者

 自1980開始的過去30年,香港社會,乃至全球,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平均,其主要成因始於美國的里根和英國的戴卓爾所主張的「開放市場,引入競爭」策略。60、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經濟衰退,通貨膨脹等問題,工會勢力的強大及很多行業的壟斷或半壟斷性質被歸咎為成因。里根和戴卓爾率先將「開放市場,引入競爭」的策略,付諸實行於航空、鐵路、電訊、氣體和電力等公共服務行業。另外,由於1984-1985年的英國礦工大罷工失敗,全國礦工工會的政治權力被永久地削弱,戴卓爾所領導的保守黨政府取得政治形態上的勝利,使其主張自由市場方案得以鞏固和落實。自此,「開放市場,引入競爭」的管理機制便從英美等國推廣並滲透到各個行業及全球各地。

 在「開放市場,引入競爭」的機制下,資本家和公司高層所獲得的利益越來越大。相反,工人階級及公司的中、低階層員工,由於引入競爭,飯碗隨時不保,議價能力自然低,其工資、福利、工作條件亦被壓低,因此,過去30年,工人階級的薪金升幅一直不大。

全球化和電腦化趨勢下工人議價力更低

 除了市場競爭之外,全球化和電腦普及化兩大趨勢也是導致低技術工人工資低的因素。隨著全球化發展,很多生產工序都外移或外判到生產成本底廉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中國、馬來西亞、泰國等地區。工序外移不但使這些已發展地區的工人面臨失業的威脅,還成為大企業壓榨工人工資的手段,從而削弱工人爭取合理工作條件的議價能力。另外,電腦應用普及化,也令很多人手被取而代之。因此,在全球化和電腦普及化急速發展下,那些低技術、低學歷工人的競爭力和議價能力更為不利。

 至於香港的低學歷工人工資過低的成因,除了受全球大趨勢的影響外,還涉及本土因素。過去的20年,尤以97之後,源源不絕的內地人民移居本港,這些持單程證來港定居人士是香港人口增加的重要元素,同時也為本港增加大批的勞動力。

 現時,每年持單程證定居香港名額約5萬名。政府數據顯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內地新移民就有4萬8800人,佔整體人口增長的比率84%。由於大部分內地新移民是中低學歷人士,因而大大增加了本港低技術勞工的供應。在市場供求關係的競爭機制下,基層工人的薪金自然被拉低至無法尊嚴地生活的水平,這也是過去十多年綜援個案激增的原因。

最低工資不會大幅增加成本

 最低工資的利弊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一般指最低工資會增加公司營運成本,對營商不利,最終導致打工仔飯碗不保。其實,制定最低工資只是合理地將社會資源稍為重新分配。

 成本增加對公司所構成的影響實不會太大,因為低層職工的薪金佔公司的營運開支比率並不高,最低工資極其量只會減慢公司的盈利增長,不至於引致盈利倒退,所以各股東及高層不用擔心花紅和股息會因此而減縮。一些公司集團,如大家樂全年盈利5.3億,實施最低工資只會影響其盈利增長的速度。

 此外,公司可以加價以應付上升的成本,將部分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當然,消費者的負擔會稍增,但並不會很重,因為每位消費者只需攤分一小部分上升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當整個行業每間公司都加價,便不存在競爭力削弱的問題,顧客對某些必需品的需求並不因此而顯著減少。可見訂立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率上升的論調是無稽之談。

 某些經濟學家只知不經思索,照搬西方的經驗而大放厥辭,例如討論得最激烈的飲食業,若然酒樓、茶餐廳及其他食肆一起因提升工資而略為加價,難度港人會立刻減少光顧,令到從業員失業?

鼓勵更多市民脫離綜援網

 此外,最低工資的設立對鼓勵綜援人士自力更生有積極正面的作用。現時很多基層工人的工資低於整個家庭領取綜援金的收入,變相迫使他們申請綜援。若最低工資訂於合理的水平,便鼓勵更多家庭脫離綜援網,不但減輕政府公共開支的負擔,也能改善整個社會的生產能力。而且,最低工資增加基層家庭的入息,從而增強他們的購買能力,對刺激社會的消費和經濟有一定幫助。

 總括而言,訂立一個合理的最低工資,讓社會資源略為重新分配,一方面可縮窄貧富差距,另一方面亦可讓基層市民有尊嚴地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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