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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忠信 台灣政治評論員
媒體工作是站在掌權者的對立面說出真話，法國政論家瑞蒙．阿宏說：「政論家有機會與責任說出政治人物做不到的事情。」美國專欄專家華特爾．李普曼說：「媒體工作者的最高尚任務是說出真話，使魔鬼無所遁形。」上述「掌權者」包括執政、在野黨在內，它們都是國家機制的一部分。美國政論主持人賴瑞．金宣布年內退休，民調公司調查他的政黨屬性，有50％觀眾認為他是共和黨，有50％觀眾認為他是民主黨，賴瑞．金的中立立場受到人民的肯定。
毋庸置疑的，電視政論節目對台灣民主化與言論自由的進步有不可否定的貢獻，正如市場經濟的「創造性破壞」作用，回顧過去20多年的解除黨禁、報禁、立法院全面改選、「總統」直選乃至兩次政黨輪替，如果沒有新聞媒體的推動，台灣斷不可能成為今日的民主自由社會，尤其陳水扁所涉及的貪瀆案，首先就是由電視政論媒體（俗稱名嘴）所揭發，並且鍥而不捨、不畏權勢追查到底，才有檢察系統、司法系統的跟進，當陳水扁因龍潭案、買官案而三審定讞、發監執行之際，政論名嘴的貢獻尤其值得推崇。
「變臉名嘴」湧現 政論節目變質
然而，正如各種行業都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當政論節目的大餅愈做愈大，談話性節目成為最直接的資訊窗口，廣告收入不斷增加，名嘴也「量變而質變」，原持觀望者也擠入政論圈，或者譁眾取寵極盡挑撥之能事，以最極端之情緒用語或表演否定一切，以此來博取社會底層「反體制」飢渴需求；也有選舉落選者「換跑道」而成為名嘴，以「政界大老」身份開講；也有司法記者出身者成為「內幕權威」，透露法界動向，其真正意圖是成為「圍事」，替全身腐朽的法界人士擦脂抹粉。當上述「變臉名嘴」出現，由於各懷目的，媒體的功能俱失，名嘴逐漸變質為「修理業」與「製造業」，或者成為過氣政黨的「退輔會」。
最具關鍵性者是政黨勢力以及選舉炒作的介入，使電視節目也走上了「藍綠對決」的局面。民進黨執政8年期間，為了翻轉「一片藍海」的媒體生態，以「置入性行銷」的名義，或者由政府單位，或者由公營企業提供「廣告預算」，對若干電視台進行收買，其後果是某些電視政論節目不但成為民進黨外圍御用工具，甚至成為2008年立委、「總統」「黨內初選」的鬥爭機器，其後果是民進黨內傷嚴重，黨內「十一寇」被污名化為「親中賣台」；「內鬥內行」於先，導致民進黨在2008年拱手讓出政權，媒體的介入內鬥才是始作俑者。
藍綠媒體分裂更深
馬英九在2008年執政以後，台灣媒體的藍綠涇渭分明更加深化，泛綠媒體視如寇仇，逢馬必反，將「親中」、「賣台」的族群動員是發揮到淋漓盡致；「仇恨使人產生血絲感」，仇恨政治使政論充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極端表現。反之，泛藍媒體也加緊炒作陳水扁案官司，將扁案當成提款機消費，或者將民進黨的雙重標準拿來批判，扮演「監督在野黨」功能，於是政論媒體成為「泛藍暴走族」與「泛綠暴走族」兩大族群，各擁其眾，出現「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2010年「五都選舉」將屆，事實上是2008年立委、「總統」大選的PK延長賽，台灣又重演一次「藍綠大對決」，只是攻守異勢，泛綠媒體掌握「發球權」而已。台北市政府所主導的新生高架橋、花卉博覽會成為被嚴格檢驗的對象，泛綠媒體縫洞插針、無限上綱、緊咬不放，郝龍斌市長疏於防範，因應魯鈍，等到形勢明朗，已被喧騰成滔天大案，一向在台北市居於弱勢的民進黨民調竟然與國民黨打成平手，史上首次出現「黃金交叉」，國民黨選情告急，執政的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都發生聯動，「五都選舉」恐成為「變天」的前奏曲。
政論媒體亂象必然引起人民反思
人在驕傲自滿心態下就會志得意滿，進而自我膨脹而犯下致命錯誤，「三立電視」政論主持人正是犯下一個「公信力破產」的第一步，首先是替政治人物「站台」就違反「媒體中立」，繼而又以「三字經」、「六字經」粗口罵馬英九，俟次日各大媒體以聳動、誇張篇幅報道後，這位主持人聲淚俱下道歉，泛藍媒體於次日以更大篇幅報道、評論。於是一場「藍綠對決」的場外賽就此開打，雙方發揮美、蘇冷戰時期的核武「保證互相毀滅」方式，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殲滅戰，這場沒有輸贏的「稻草人戰爭」，最大的致命傷正是媒體本身，「政治評論者」或者「資深媒體人」（或稱電視名嘴）就此為自己寫下了墓誌銘，為這份行業的退場機制敲響喪鐘。
「是顧客決定了產品的性質是什麼」，正是閱聽大眾決定了台灣的媒體生態，「第四權」的媒體監督、制衡政府與政黨，「第五權」的人民才是最終仲裁者；目前台灣政論媒體的亂象，在短期內未必會改善，但早晚引來人民的反思與檢討是必然的。
一流的文明社會必然有一流的媒體與政論節目，它所探討的範圍大至國際形勢、時代趨向，乃至人文關懷、歷史縱深、社會公義、宗教同理心皆是關切對象。媒體名嘴公信力破產，本身也是一種「創造性破壞」的反省自律，正如王爾德所說：「當大家陷入泥沼的時候，總要有人仰望天空的星辰。」現在正是改變媒體惡質生態的覺醒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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