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中美關係中的定位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香港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唇齒相依，在經濟上如此，在政治上亦如此。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發展，必須以中國固有的社會、歷史、文化條件為基礎，借鑒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經驗而不能照搬。中國在繼續改革開放發展的進程中如果發生重大的挫折，必將殃及香港。在經濟上已與國家主體不可分離的香港，自然關注國家主體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狀況，也應當自覺為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穩定發展出力。

　英國《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香港又譯《經濟學人》）周刊2010年12月4日至10日一期封面專題是《崛起中的中國的危險》（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反映了當今西方國家的主流觀點—自2008年9月15日美國雷曼兄弟破產將美國次按危機惡化為「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霸權地位在下降，而中國的全球經濟政治影響力在上升；對於一個價值觀與西方國家有明顯差異的東方大國的崛起，西方國家、尤其美國越來越疑慮和擔憂。2010年，美中關係相對於2009年所呈現的曲折，便是美國這種觀點和心理的外露。

美國望華複製西方政治模式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就容易明白，為何在2009年諾貝爾和平獎頒佈的幾乎同時，有關機構已確定2010年該獎的得主。正如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在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所公開表示，他們是希望在中國培植一位類似於南非曼德拉的人物，來領導中國的政治制度按西方政治模式重塑。因為在西方不少人心目中，惟有一個完全複製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國，才可能使中國的崛起不構成對美國為首的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有力挑戰。

　然而，在近代世界史上，全球經濟政治格局調整曾經發生於英國與美國之間，後者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上是前者的學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美兩國的友誼變淡。

　在21世紀全球化繼續深入的背景下，全球經濟政治格局調整雖然不會沒有磨擦，但是，大國之間出現全面對抗的概率低。美國政府在2010年對中國展示強硬態度，但正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所言，美國對華政策是「平衡的」，亦即「硬軟兼施」的兩手策略。

　歷史大格局的轉變不是任何國家一廂情願的。中國既不低估面臨的挑戰，也不忽視面臨的機遇。在剛結束的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國最高領導層表示：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們要認真分析和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發展中長期趨勢，努力提高應對複雜局面能力。要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的特點，努力培育我國發展新優勢；準確把握世界經濟治理機制進入變革期的特點，努力增強我國參與能力；準確把握創新和產業轉型處於孕育期的特點，努力搶佔未來發展戰略制高點；準確把握新興市場國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點，努力發展壯大自己。總之，中國不爭霸、不稱霸，也不鬆懈「和平發展」的努力。

香港作為「潤滑劑」的作用更突出

　應該指出，在美中兩國找到雙邊關係在全球經濟政治格局調整中的穩定狀態之前，兩國關係的起伏會增加。香港以其歷史上與西方國家聯繫緊密、而今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成為中美關係「潤滑劑」的使命是更重要了，成為美中關係「磨心」的機會也更多了。將來有一天回首總結，香港究竟是發揮「潤滑劑」的時候多還是充當「磨心」的時候多，是發揮「潤滑劑」的作用大還是承受「磨心」的效果大，不完全取決於香港；然而，香港自己的作為，是能夠對最終結算產生重大影響的。

　因此，香港相當一部分媒體關於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鼓吹是不能不提請香港社會審視的。這不是關乎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而是關乎在言論和信仰自由與國家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香港應為國家穩定發展出力

　香港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唇齒相依，在經濟上如此，在政治上亦如此。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發展，必須以中國固有的社會、歷史、文化條件為基礎，借鑒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經驗而不能照搬。任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於中國的企圖，不啻欲中國「削足適履」，是不可能實現的，是必將為中國人民的大多數所唾棄的。中國在繼續改革開放發展的進程中如果發生重大的挫折，必將殃及香港。在經濟上已與國家主體不可分離的香港，自然關注國家主體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狀況，也應當自覺為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穩定發展出力。

　有一種觀點：在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佈之後，世界將出現兩個對立的陣營，一是中國與支持中國價值觀的國家所結成的陣營，一是信奉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國家所結成的陣營。

　這種觀點僅僅反映有些人的主觀願望，猶如「九一一恐怖襲擊」後美國總統布什以是否支持美國反恐為界線把當時的世界分為兩個陣營。在西方大國與中國關係惡化中「火中取栗」，小心引火燒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