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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 立法會議員
在公務員個人權利與公眾觀感之間，需加以平衡。既要照顧到公務員個人的權利，也應把好關，防止「利益輸送」的現象發生，兩者都不可以忽略。政府應從梁展文事件中汲取教訓，並借鑒其他先進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檢討、改革和完善「公務員守則」等機制，但應避免矯枉過正。
調查梁展文事件的專責委員會，12月8日提交了長達400多頁的報告。報告對梁展文及多位負責官員的批評，可謂相當嚴厲。我認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肯做實事，勇於承擔，是值得支持的，並相信她得體的表現，會得到公眾人士和公務員的理解。
首先，我關注的重點，除了公眾利益和個人操守之外，也涉及退休或離職的公務員再就業的權利。這個權利，無論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看，或者從外界的角度來看，都是應該維護的。
我一向都很欣賞和珍惜有才幹的人，並期望本港寶貴的人力資源，可以依照法律的程式，得其所用，用得其所。近年來香港正苦於人才短缺，青黃不接；我不想見到，這些富有長期積累並獲公眾認可的經驗、知識與能力的人，卻不能夠在社會上繼續發揮他們的才能。
平衡個人權利與公眾觀感
當然，在個人權利與公眾觀感之間，亦需加以平衡。既要照顧到個人的權利，也應把好關，防止「利益輸送」的現象發生，兩者都不可以忽略。雖然現時仍然很難臚列出一個客觀的條件，來體現這個平衡點，包括如何恰當地規管所謂「延後報酬」等問題，又不至於打擊公務員的士氣，加劇公務員的流失；但我認為，整個報告裡面，有一個很關鍵之處，就是政府給予部分負責官員行使的酌情權。
由港英政府到現在的特區政府，都有給予部分負責官員某些酌情權。這些酌情權，是否用得其所，可以說見仁見智。我曾經在2006年2月15日及5月17日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報告書，兩次提及酌情權。當時我指出，「帳委會並非反對官員行使酌情權，而是認為他們在行使酌情權時，應考慮所有相關因素，並同時給予適當的比重。不過，社會上有一種聲音，認為我這個議案將令以後的建築事務監督不敢運用酌情權，對土地發展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我深信，我們的高級公務人員不會有不做不錯的心態」。
據我所知，酌情權不止存在於建築事務方面，也存在於多個政府部門，譬如入境處。入境處處長可以援用酌情權，批准某些人士入境，或者拒絕某些人士入境，而無需提供任何解釋。這在香港司空見慣，也是國際慣例。平情而論，既然政府給予部分負責官員某些酌情權，試問行使者怎可以無端端被人挑戰呢？我認為他們在自己職務上所掌握的資料，包括在建築事務上行使酌情權所依據的資料，應該比較其他的社會人士更加充足，更加專業。
要講酌情權這個機制的背後，應該有其正當的理由存在；否則，特區政府早已加以取消了。這個機制，為何會保留到現在？為何非要給酌情權不可？如何去適應時代的變遷？特區政府有必要在適當的時候，向公眾作出適當的解釋，以便公眾了解酌情權的規定和有關的指引。
其次，我雖然贊成政府日後要妥善處理公務員再就業的審批，但我擔心的一點，就是由於這份報告的部分內容，被某些政治勢力揪住不放，而影響到公務員的聲譽，變成一個「政治地雷」，使得某些原本想要加入公務員隊伍的有志之士，改變其主意。
改革和完善「公務員守則」
其實，在沒有這份報告之前，我都時時關注、非常重視公務員隊伍將來的發展。在香港回歸前，在基本法起草、諮詢期間，大家都比較一致地認為，香港的公務員制度一定要加以珍惜、加以保留。但是，經過這十幾年，由於種種原因，許多人包括我在內，覺得公務員的士氣，似乎今不如昔。
要令到我們香港能夠和諧發展，經濟保持繁榮穩定，社會趨於公平正義，就不能夠忽視公務員隊伍的積極作用。我不想見到我們的公務員隊伍，只是一群庸碌無為的打工者。他們應該有明確的使命感，有為市民服務的抱負，有克服艱難困苦的毅力，甚至能夠接受各種挑戰，包括對那些譁眾取寵、無理取鬧及別有用心的語言暴力，作出適當的回應。
如果由於這份報告，而對公務員隊伍流動產生負面的影響，甚至為公務員設置不合理的超長過冷河期，或主張禁止離職公務員到私人機構任職，並不公平，也不利於社會的整體利益。政府應從梁展文事件中汲取教訓，並借鑒其他先進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檢討、改革和完善「公務員守則」等機制，但應避免矯枉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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