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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璞
前些日子我寫了篇關於香港二樓書店的文章，後來想想，香港的眾多二樓書店似乎還是缺少了甚麼，因而一直不能成大氣候，是甚麼呢？信是有緣，近日讀到的一本書《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回答了我以上問題。因為少了一個像東京文求堂書店老闆田中慶太郎那樣的文化奇才。
我是相信天才的。既然一段歷史、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會因一個天才而改變，一個行業因一個天才而改觀又有甚麼奇怪呢？田中慶太郎於一九五一年去世後，文求堂也跟著關門，而日本書店業的文化沙龍時代也隨之凋零，這大概可作為我這觀點的一條例證吧。
「文化奇才」這頂光環是我獻給田中慶太郎的，因為我一時想不出更合適的詞彙來形容他。只有「文化」這個外延廣泛的詞彙，或許能夠概括他多方面的才能，同時也提示我們：作一個成就大事業的書店老闆，也跟成就科學家、文豪、總統一樣，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定數和機遇。
田中慶太郎出身世家，祖上是京都皇宮御用書店「田中屋」老闆。另一書店老闆齋籐兼藏說他的風采「無論怎麼說都是貴公子一樣的風度」，跟他的家學淵源自然不無關係。更兼後天的修養：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科的高材生，講得一口漂亮的北京話。畢業後即到中國北京、上海、蘇州、杭州遊歷，遍訪各地古書店。接下來的幾年中，他乾脆在北京租房住了下來，學習古漢籍書畫的專門知識，廣為搜購善本古籍，運回日本。從此，亦即一九零一年以後，文求堂成為東京第一家經營漢籍書畫的書店。
開辦這樣文化層次十分高檔的書店，必須要有非常精明的營運策略，田中慶太郎向人們證明，他在這方面也是高手。一方面，己經成為古書鑒別家的他親自坐鎮北京，搜求古籍珍本；另一方面，他把書店開成一個文化沙龍，面向大學教師和青年學子、中外文人騷客。上個世紀初至四十年代，文求堂儼成東京學界另一個文化中心，不僅賣書，也搞出版，主要出版高檔學術著作。這樣的書當然不賺錢，但田中慶太郎以至在青年學子中間流傳一種說法：「到東京來，哪怕不去東京大學，也要來一趟文求堂」，「去東京一是去東洋文庫拜讀，二是到文求大學聽講。」
這當然是玩笑話，不過當時的文求堂，的確每天都有學者專家上門跟主人聊天。不止是日本史學界、漢學界的學者名流，還有外國漢學家、中國作家。荷蘭著名漢學家高羅佩、中國作家郭沫若都曾是田中座上客，受到其照顧幫助。郭氏那本《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不僅借助於文求堂的圖書資料，而且也是在文求堂出版的。以至於田中逝世十七周年，高羅佩發起整理出版追憶文集，而郭氏四九年後到日本訪問，亦曾破天荒不避嫌地專程去田中墓前致意。
其實田中慶二郎這個名字有段時間在中國並不陌生，不過是作為反面人物出現的。五十年末期，國內報刊上曾把他當作文化大盜來批判痛斥。事實上，至今收藏在日本的大部分中國古代典籍，相當一部分是通過田中慶太郎之手流去日本的。這使我不禁想到，若是這些典籍沒有流出去一直都留在中國，在文革中它們會遭到甚麼命運？其中倖免於紅衛兵之災的一部分，留在國內就一定比收藏在日本更加安全、還能像今天一樣供各國學者前來瀏覽研究嗎？
我不想再問下去了，再問下去便有被人當漢奸罵之虞。
還是回到前面的主題，曾幾何時，書店在一個文明社會的作用與地位。
田中慶太郎晚年的經歷似乎回答了這個問題。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以後，田中慶太郎因為厭惡日本政府當時的對華政策，他不再去北京。自斷了其搜購的渠道之後，有關中國的講座也開得少了，他將書店業務重點放在出版與中國有關的書籍方面。例如《中國學翻譯叢書》這類系列叢書。從市場營銷的角度看，這類書當然沒甚麼價值，據一些文化人士的回憶，當人們問他這樣作出版是否賺不到錢時，他回答曰:「出版嘛，就是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做出來。」
我固然願意相信這話很大一部分是他由衷之言。但作為商人，只考慮理想也是無法生存的。文求堂早年的多渠道經營為其打下了一定經濟基礎，這才讓它後來能夠始終堅守自己的出版理念。所以，基於廣博學識的獨具慧眼，目光遠大，才是文求堂出版成功的重要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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