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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誠龍
如果以連續出版物來衡量，在明末清初，就已有人創辦了雜誌，名《霜哺篇》，這是一本年刊，一年一刊，連續出版了近60年，採編、責編、主編都是袁駿先生，這雜誌的核心主題一字可括之：孝。
袁駿是苦八字出身，三歲失父，是母親節衣縮食，推乾就濕，將他拉扯成人。其母親吳氏以節著稱，年輕守寡，至87歲近九旬高齡，終生不嫁。吳氏克己育子，固然有理學洗其腦，不足法；究竟也還是有無私母愛支撐節烈者，良可讚。袁駿長到14歲，感佩母親養育之恩，敬仰母親守節之苦，自然也是讀《二十四孝》讀得太投入，他萌生了彰其母節意念。袁駿作文水準不怎麼樣，他自己寫不來文章，突發奇想，擬借名家大筆來「代自己立言」。袁駿本缺人脈，父非名門，母非望族，並無請動名人的硬條件，母親節固節，苦固苦，在理學天下，像其母親一樣守節育子的，何止一個？袁駿信的是誠能感天。只要是名人，不管是近在十里鄉鄰，還是遠在千里關山，他一路前行，用的方法就是跪求，撲通一聲跪下去，長跪不起，名人不答應為其母親做文章，他就不起身：「遇天下明公巨人，必俯首長跽，乞文章詩歌，以表彰其母。」人心都是肉長的，對這樣一個有孝心的小小少年，名人大都會感動起來，何況孝心是那麼的合古符今。這些名人，聽了袁駿口述，或作文，或吟詩，對袁駿母親備極讚頌。
行千里路，求千百人，「遍乞海內賢大夫之言」，袁駿收集了一擔母愛主題歌，回家了。一到家，袁駿就伏在母親膝下，高聲朗誦，讀給其母親聽，「歸莊誦母傍，聲出金石。」把母親感動，把自己也感動，更進一步，要把天下感動。袁駿於是把這些文章刻印成冊，「歲葺一卷裝褫之。」書已成型，按正兒八經的出書路子，還得請大家作序題名，袁駿再次請動了名人陳繼儒，「陳徵君繼儒見而器之，又知孺人苦節，作詩以記孺人，名曰《霜哺篇》。」
袁駿一發而不可收，書成，他又出發了，「叩首乞言，不遠千里」，廣泛徵稿，「彷徨奔走，風雨不輟」，所獲甚豐，又是一大卷，結集出版，書名承前，為《霜哺篇》二卷。袁駿之感人，不是出了一卷，再出二卷，而是其自此之後，一直到死，都是在做《霜哺篇》，歷時長達60年，匯集了6000餘人創作，當時幾乎所有名人都被他請動供稿，如錢謙益、吳偉業、朱用純、陳繼儒、袁枚、魏禧、王士禎、陳維崧等等，或賦詩，或題詞，或作序，或著文，傳、序、跋、賦、頌、樂府、歌行、古風、律詩、宋詞、元曲、散文、論文、雜文、學院論文、勵志美文……「諸體悉備」；體例各殊，主題則一；作者千百，書名不易，按錢謙益所說的，皇皇60餘卷，只寫兩個字：一是母親之節字，一是兒女之孝字：「母能識節字，兒能識孝字，人生識字只兩個，何用三倉四部盈箱笥。」從稚氣少年到白髮老翁，終其一生只做這兩個字者，捨袁駿之外，不但當世無兩，而且有史僅一，「古無有人子終其身，惟日乞名言傳其親者，有之，自姑蘇袁孝子駿始。」又四百來年過去，人間再無第二個袁孝子。
沒有證據證明，袁駿始借天下名人，以補世道人心，為的是開闢孝道經濟。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哪能蔓生那麼市儈氣息的名利之心呢？袁駿立意之初，心地確是純潔而明淨的，感親恩，頌母節，明子心，維人倫，是袁駿初衷。到得後來，袁駿漸漸發現傳道與經濟不是冰火，而是水乳，道德文章也是可以成為道德經濟的。袁駿也就靠這個謀生了。袁駿抓住了孝字，開辦《霜哺篇》雜誌，與主旋律合律，與民眾心理合拍，得到朝野一致支持與扶植，袁駿成了感動中國人物，雜誌影響力無限增大。袁駿趁勢擴大了徵稿人員，拓展了徵稿範圍，不單只徵名人稿，也不單徵表彰袁駿母親之稿，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投稿，任何人都可以表彰自己母親。天下誰無母親，天下父母心誰不可憐？所以，袁駿再也不用走跪求徵稿路子，他坐在家裡，那些表達母愛主題的稿子有如雪片飛來，用麻袋裝，闢專屋藏，來稿堆積如山，取捨不盡，「煌煌乎盈門塞屋」，能在《霜哺篇》雜誌上發表文章，不但著文名，而且存孝名，文章與道德兼美，感親恩與揚己譽兩得，自然「士大夫爭為袁生以相誇重。」
袁駿定期出雜誌，與徵稿一起飛來的，不但有稿子，而且有銀子，通聯費、審讀費、印刷費，財源廣進來四海；訂閱款、發行款、購書款，生意興隆達三江。各級各類考試中心喜歡以孝感天下做題目，各種各色主題活動喜歡以傳統美德做巡迴演講，學校、家庭、單位也喜歡以國學國粹做倫理教材……都要從這裡找素材找段落找句子，來湊演講稿，來湊悼念詞，來湊旌節表，來湊千字作文，來湊先進事蹟……總之，勵志類、美文類雜誌與書籍，都比較好賣，發行量都比較大。袁駿之初，是「傭書以養母」，給大戶人家抄抄寫寫，幹些為人司筆抄信之雜役，賺取碎銀子；《霜哺篇》做大了，則靠「編書以發家」。魏禧曾經在給《霜哺篇》做序跋時候，一遂袁駿美意，對他60年一貫單做孝事讚頌有加，二也用了春秋筆墨，在其「文最遒婉」中，也「中有數語尤刺骨」，比如其中有語謂「貪者之言多於財」，就是揭示袁駿後來徵稿與徵財同舉，徵財與徵名並重的；錢謙益也曾顯影袁駿心底，「袁子之所以旌其母者，亦袁子之所以自旌者。」
時人論及袁駿創舉，由最初讚頌有加，轉為毀譽參半，醜其名曰名士牙行。所謂牙行，說的是為買賣雙方說合交易而賺取仲介費者，袁駿開辦連續出版物《霜哺篇》，在名士與非名士間奔趨，徵書，出書，賣書，每環都賺些銀子，想起來沒甚出格的，明末已然萌生市場經濟了，一般人都當富有理解能力，對這般事物不再訝異。然則時人何以還有微諷？源自袁駿將道德做了商業用途。傳播道者，卻要賺錢，到如今也是為人詬病的話題，遑論明清？
其實說來，這也是好事，若傳道者，皆須行「貧道主義」，有道都非固守窮苦不可，無德者卻是無限佔有社會資源，那誰願去傳道呢？拾金不昧，物歸原主，不要原主分文酬謝，這聖賢般高義，孔子也是不贊成的，該收取的就收取，才能引導讓更多人加入德道上來。只是搞道德經濟者，須守道德底線。做孝道詩文者，叫別人盡忠盡孝，而自己卻是「舉孝廉，父別居」；做愛情美文者，叫別人長相廝守，自己卻是紅旗不倒彩旗飄飄；做愛國大言者，叫別人為國捐軀，自己卻捲了細軟到發達國家做寓公去也，這種道德經濟，不是名士牙行，且許我生造一詞，謂為道士牙行吧——長一副伶牙俐齒，勸人行善克己，卻咬人大塊肉，留一記牙印，就溜行而去。這才是最可恥的。袁駿做名士牙行，史有或論，是不是做了道士牙行？袁駿之《霜哺篇》到了道光年間，散失大半，袁駿及時人有多少在做道士牙行？難考了。若要考證，大概別有一法：以今論古，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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