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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2011兔年春節即將來臨。以中國人的傳統來說，這是一個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時機。而2011年，既是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始，又是中國「十二五」規劃開局首年，同時更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中國的歷史、現實和未來似乎注定在這一年要有所交匯，也給了本身處於急劇轉型之中的中國以一個梳理和思考的契機。
當前中國的三大轉型
由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在中國已歷經三十二年。從中國近代史上看，改革開放其實是十九世紀中葉洋務運動之後的中國第二次現代化努力。無論從追趕西方的雄心，還是從富國強兵的目標，甚至是和平改良的手段，改革開放與洋務運動都有不少相似之處。然而，洋務運動全面失敗，改革開放則基本成功，其間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從洋務運動失敗到改革開放開啟的八十多年，是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中華民族仁人志士，嘗試用革命手段拯救苦難深重的祖國而走過的一段曲折之路。
歷經三十二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對內經濟水平和人民生活大幅提高，對外則迅速崛起，但同時也面臨三十二年前所無法預計的、更高層面上的問題和困惑。這些問題基本上來自三大轉型：一、中國正迅速從農業國轉向工業國，人類歷史上工業化開啟二、三十年後必然經歷的城市化艱辛，似乎正在由中國複製，其間產生的農民工問題、暴力拆遷、工人維權、貧富不均等，正在成為緊迫的社會問題；二、中國正在迅速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但由於原有體制尤其是傳統文化思維的因素，這一轉型尚不徹底，市場、政府和法治三位一體、各司其職的關係尚未形成，由此出現的腐敗盛行便集中折射了這一轉型的困惑；三、中國正迅速從一個封閉社會轉型成為多元、開放的社會，人民的權利意識上升，多元利益結構需要並探尋表達和博弈的平台。
上述三大轉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都進入各自的瓶頸階段，以至於今天的中國在許多方面呈現出成就與問題賽跑、經驗與困惑並存的局面。面對這些由瓶頸導致的問題和困惑，中國社會似乎出現了改革共識出現分歧的情況，無論是對進一步改革不力的指責，還是在穩定名義下的暫時迴避，其實都折射了某種程度的迷茫。實際上，今天中國最需要的是進一步凝聚共識。然而，凝聚共識不易實際上來自於對未來的迷茫；而對未來的迷茫，一定程度上又來自於對已走過道路的缺乏梳理。
鄧小平曾有一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這自然是就改革開放之初而言；然而在改革進行了三十二年之後，中國則不應該繼續「摸著石頭過河」，而應該探尋中國現代化的一些深層邏輯，並使未來的道路走得更為清醒、自主和穩健。
中國改革的三大終極問題
關注中國的改革，有三大終極問題不可迴避：一、導致中國三十二年改革基本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什麼？二、如果說改革是從此岸過渡到彼岸，那麼改革的彼岸到底是什麼？三、中國的改革之舟目前處於從此岸到彼岸的哪個階段？
就上述第一個問題而言，雖然中國改革開放成功有眾多因素，但最重要的無疑是開啟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其原因有兩個：首先，從市場經濟原理而言，經濟本身就是市場上的個體行為，因此個體永遠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其次，從中國近代史上首次現代化的嘗試——洋務運動來看，其失敗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官辦經濟無疑是洋務運動在經濟領域裡失敗的主要原因。
鄧小平的偉大不但在於開啟了改革開放，而且還在於摸到了從中國歷史和經濟規律而言都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金鑰匙」，把創造財富的權利完整地交到了民眾手上。更重要的是，這一舉措顛覆了中國文化千百年的思維和行為定式，那就是以「國富民強」、「富國強兵」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代表的家國觀念。
客觀地看，中華文化的某些深層基因，一定程度上與市場經濟的深層邏輯存在悖論。市場經濟強調個體行為，注重個人權利，崇尚契約精神和法治，這些似乎都是中華文化的深層基因所缺乏的。當然，華人具有經商和致富的原始潛力，但一旦達到經濟活動的制度層面，原有的思維定式就會產生負面作用。因此，中國的改革實際上已經開始與傳統文化產生摩擦的階段。
這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強調政府與市場的分離和各司其職，同時又強調法治的獨立監督。這在今天的中國顯然還沒有做到，而且政府職能轉型步履維艱，既有政治體制的原因，也有深層文化基因的因素。
因此，中國的三大轉型都呈現出某種程度的「非典型」特徵，繼而固化成為當前的瓶頸。瓶頸當頭，中國各階層的人們需要的不是指責和施壓，而是沉下心來，既從改革本身的專業原理，同時也從中國自身文化基因入手做一些梳理。文化的梳理和沉澱需要時間，但它若能成為中國社會有意識的行為，其進程和效果都會大不一樣。
「五四運動」的前輩曾提出「器物、制度、文化」的命題，這一命題至今仍困惑著中國的改革。
中國改革需長久探索
中國改革的彼岸更是一個需要持久探索的問題。過去數百年，現代化在西方土壤上得以成功，其保障框架主要是個人權利保護、法治和以選舉為特徵的政治民主。中國到底是拿來主義還是尋求創新？適合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保障框架到底是什麼？
另外，若以物質現代化、制度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來區分現代化的階段性進程，那麼中國目前正處於從物質現代化到制度現代化的交界處。更苛刻地說，如果說三十二年的物質現代化在中國只是基本解決了溫飽和不均衡的富裕，那麼作為物質現代化的第二階段，現在正是建構平衡發展、公平正義的轉折點；而對制度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的探索，在中國則遠遠還未開始。從這個意義上看，稱中國的現代化只走了四分之一的道路，已經是一個十分寬容的說法了。
今天的中國，一方面需要凝聚共識，另一方面需要對中國現代化的深層問題進行扎扎實實的思考和研究，兩者均不可偏廢，而且都已到了需要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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