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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魏文帝的詔書中有過：「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的話，陸游的《老學庵筆記》也記載了一個發生在宋隆興年間的趣事：「有楊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吃飯』。僕願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書名。」於是一個做通判的四川人鮮於廣就接話了：「公方立勳業，今必未暇及此，它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而且還建議說：書名可以為《逸居集》。還沒等這位楊州帥反應過來，又有一位牛簽判，操著一口齊地口音，似乎好心地勸揚州帥不要信他的話，他說這是在罵他：「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並且還為他打抱不平似地憤然道：「是甚言語！」事實上，「楊州帥」不可能真的要寫甚麼言衣帽酒殽之制的書，他要矜誇的是自家歷代為官的優越感，而鮮於廣和從敵佔區來的「京東歸正官」牛簽判，都是沒有豪門背景的寒族。他們兩人的雙簧戲，諷刺的就是「楊州帥」之輩內心的空虛和腐敗，於是，「楊州帥」只有「發怒赧面」鬱悶的份了。
東漢中葉出現了世代為官的大姓豪族，到魏晉南北朝時，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九品中正制，利益相關的豪門世族，掌控了權力的分配，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隋唐以後，雖然實行了科舉制度，但是，歷朝重新形成的貴族集團，都不會放棄他們在權力分配上的既得利益。於是，門不對戶不當的兩種人發生衝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新唐書》記載：唐代宗時，禮部侍郎楊綰上書，提出了科舉「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的要求，他的理由是：「進士者皆通當代之學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側席待賢之道。」給事中李棲筠、李異、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等人對此表示支持，並且直接抨擊科舉考試是「小人之道」。不用說，這些人都是與「楊州帥」是一樣的世族人物。接著楊綰又提出了科舉先要經過層層推薦的方法，目的還是為豪門世家提供方便之門，以便讓考試成為遮人耳目的形式；唐文宗時，家族中九人先後當上宰相，「雖精經義，不能為文，嫉進士浮華」的鄭覃，又多次請求廢止科舉；祖父李棲筠、父親李吉甫當宰相，非科舉出身李德裕當了宰相，見「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更是「尤惡進士」，極力主張「選官須公卿子弟為之」，理由是：他們「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台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而牛李黨爭的兩派人物，也是李德裕一邊為門當戶對的世家大族官二代，牛僧孺一邊為科舉出身的寒門士子。科舉考試畢竟是封建時代產生與世家貴族權力競爭對立面的根源，他們必然要設法反對它，或者改變它的公平性，而從根本上排擠寒族士子。
鮮於廣、牛簽判對「揚州帥」之輩腐敗的諷刺，表現了寒士們對世家豪族的鄙視。可是，「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吃飯」這句話，在世家大族來說，卻是洋洋得意自豪而時髦的話。就像自從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說了：「我是這個國家的第一公僕」以後，一些腐敗的官員也喜歡時髦地自稱「公僕」了。但老百姓並不喜歡這句話，他們覺得：只要多一點平等就不錯了。而且，僕人給人的印象：總是想從主人那裡多揩些油水的，如果不幸主人破產了，他仍然可以做僕人，只不過換一個主人而已。更何況，在這種虛偽的謙卑中，誰知道他們內心是不是在看「主人」的笑話？不同的立場，反差是強烈的。
上層的腐敗與下層百姓的反腐敗則貫穿了整個歷史的進程，甚至可以說：它們是一對最基本的矛盾。每次國家衰亡的時候，必然會伴隨腐敗現象的氾濫。可怕的是：腐敗了，還不以為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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