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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香港油麻地的城隍廟。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馮志弘
香港俗話說：「城隍廟咁近，都唔求番支好籤？」（城隍廟這麼近，都不求一枝好籤？）於是，闔家上下，扶老攜幼，燒香拜神。祈求內容不外乎身體健康、事業姻緣、學業財運、平安大吉。
且慢！誰是城隍？城隍管啥事？法力如何？官階幾品？
都說拜神講求心安理得。何必事事尋根究底呢？此話其實十分費解。人間還得講五綱倫常，名正言順，何況神明？倘若神界有知，看世人拜神不僅逆亂體統而且僭越失禮，萬一神明降罪，誰來擔當？拜神，還是讀一點歷史的好。
歷代學者多把城隍信仰溯源於《禮記．郊特牲》。《禮記注疏》卷二十六載：「天子大蠟八」，東漢鄭玄注：「所祭有八神也。」唐孔穎達疏：「蠟祭有八神，先嗇一（神農），司嗇二（后稷），農三，郵表畷（田間廬舍）四，貓虎五，坊六（堤坊），水庸七（城隍），昆蟲八。」在「八神」中的第七位，「水庸」，就是城隍。「水」就是「隍」，「庸」就是「城」，合指守護城池之靈。如果留意「八神」的排序，可以發現首五位的神明都直接和農業相關。城隍神的名次尚且在寓意免除鼠害的「貓虎神」之後，僅在昆蟲神之前，地位很低。這當然和「以農為本」的思想有關。此外，在《禮記》中，保守山川河嶽的神明大都無形無體，屬於「靈」（spirit）的一種，尚未形成後世「城隍爺」的說法。
隨著古代城市發展，城隍神的地位逐漸提升。好像盛唐名相兼文學大家張說就有〈祭城隍文〉，說「山澤以通氣為靈，城隍以積陰為德，致和產物，助天育人。」雖然如此，唐代的城隍也不見得法力無邊。例如戴孚《廣異記》就記載開元年間，城隍神曾向滑州刺史韋秀莊求救。故事中的城隍「長三尺許，紫衣朱冠」，反映了唐代城隍開始有了人的形象。城隍為甚麼向韋秀莊求救呢？事緣當時黃河之神欲毀城池，城隍神自言「恐力不禁，故來求救於使君（韋秀莊）爾。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圖之。」（引自《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就這個故事而言，護城之責，還得合人、神之力方能成事。
另外，李白〈天長節度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記載了韋良宰在「大水滅郭，洪霖注川」的時候出言恫嚇城隍，說：「若一日雨不歇，吾當伐喬木，焚清祠。」唐肅宗時的李陽冰比韋良宰寬容一點，他給城隍多一點時間，說「五日不雨，將焚其廟。」（〈縉雲縣城隍神記〉）上述兩則記載的結局當然都是「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只是可憐了城隍神為人脅迫，幾乎清祠不保罷了。
限於篇幅，上述聊聊幾筆，以偏概全。但也粗略可見唐代城隍信仰已頗為流行。雖然如此，總的來說，唐代或以前城隍地位不高，法力有限。而且他主要管城市整體的安危禍福，較少關注個人的健康事業姻緣財運。到了宋代，城隍的地位又高了一些，陸游說「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之上。」（〈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然而，城隍信仰的黃金時期，還得待明太祖朱元璋而後始。
《明史》卷四十九記載，洪武二年（公元1369）朱元璋封天下城隍，且按管治城市規模的不同，城隍又有不同官階。例如京都的城隍是「承天鑒國司民昇福明靈王」，開封、臨濠、滁州等城隍皆封「王」；府城隍封「威靈公」，秩二品，州城隍封靈佑侯，秩三品；縣城隍封顯佑伯，秩四品。於是「城隍之祀，一如郡縣有司官」（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五）。明朝廷又規定「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裡，以安下民。」「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葉盛《水東日記》卷三十）另一方面，也由於城隍廟遍布天下，老百姓搞不清楚城隍的原始功能，「見神就拜」，於是把許多關於自身福祉的祈求，都派到城隍頭上。城隍神也因此由保護一城安全的神明，變為兼管個人家庭的多功能神祇。
為甚麼明太祖要封天下城隍呢？《續文獻通考》卷七十九引朱元璋之言，說：「朕設京師城隍，俾統各府州縣之神，以鑒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舉不得倖免。」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三的記載更直接，朱元璋說：「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明太祖封城隍最主要的原因是從政治民心穩定的角度考慮，看不出皇帝真的相信有城隍神這麼一回事。何以見得呢？原來，明初的城隍，除了由來已久，深入民心的舊城隍外，其餘新任、或姓名無考的城隍都由朝廷任命和選拔。《明集禮》卷十四「專祀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的〈總序〉乾脆謂之：「或遷就附會，各指一人以為神之姓名」。這種苟且的處事方式，對神明不敬之甚；封神的胡鬧，也實在荒唐。
問題來了。當神明由人間的朝廷來分封，「人界」和「神界」的畛域變得模糊不清。從某種意義說，皇帝可以封城隍，說明了他的地位甚至高於某些神靈。由此，神明不再是超越人間的力量（儘管皇帝也叫「天子」，這種講法也就姑妄聽之好了）。人、神的界線混淆以後，老百姓也往往把現實中對官場腐敗的反感，投射到神界。只要翻開清代袁枚的《子不語》和《續子不語》，就可以看到許多城隍酗酒、好色、強搶民女、貪污腐敗的故事，這還沒有計算其他神明的惡行。燒香供奉這些城隍，也真是為虎作倀了。
為甚麼城隍信仰在古代愈趨流行呢？清人方觀承在《五禮通考》的按語中說得好：「城隍之神，不見於經……其昔微今盛，則由封建變為郡縣，故城隍之保障特重，洵篤論也。蓋禮與時宜，則神隨代立。」著實一矢中的。原來，城隍地位的提高，也不過是順應人世的發展，「因人而貴」而已。
但這就糟糕了。如果神明的意義不過是因為「禮與時宜」的「隨代而立」，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夠信得過這些由人來創造、封立的「神明」？而且，講求「自我感覺良好」的「拜神」，說穿了，不過是「自我中心」的表現，似乎也不一定得到神明庇佑。畢竟，倘若神明真的「天上」有知，你說「心安」，祂不一定覺得你「理得」；你說「心誠」，祂仍然可以讓你的祈願「不靈」。做菜吃飯洗牙也不可以隨隨便便，更何況敬奉天上地下宇宙穹蒼的神明？
「十元八塊，一柱清香，呼之則來，揮之則去，還得許你有求必應！」──這樣的「奴神思想」，也算是一種實用主義吧。於是，拜不拜神、拜哪個神、孰真孰假、如何拜神、如何「理得」方可「心安」，大概還是中國老百姓茶餘飯後，值得想想的事情。（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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