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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南村輟耕錄》曰：元朝至正乙酉冬（1345年），朝廷派遣整肅官僚隊伍的奉使宣撫到江西、福建諸道，問民疾苦，然而政績昭著者還達不到十分之二三。對這件事，江西書生黃如徵冒著殺頭的危險，攔駕上書。信的內容指斥一些地方官員與巡視地方的監察官員沆瀣一氣，上下交徵，公私朘剝，贓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的怪狀。同時引述了幾首民謠：「九重丹詔頒恩至，萬両黃金奉使回。」「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黃如徵強調說，這些歌謠都是老百姓不平之氣鬱結於懷而發出的聲音。最為重要的是，黃如徵認為，什麼樣的人擔任監察御史，要看實跡，朝廷不能「遴選非人」，不發的官員向皇帝匯報時，會「妄稱官清民泰，欺詐百端，昏蔽主聽」。慶幸的是，元順帝看了黃如徵的信，沒有將他歸入攻擊朝政、誹謗大臣之列，反而給了他官職，黃如徵感謝天子恩德，「受命而不領職」。
黃如徵是幸運的，對皇帝說了那麼嚴重的話，不僅未受責罰，而且受到獎賞，這在專制社會極其不易。也許，黃某的幾句話，說出了監察部門的實際。《元史．順帝紀四》記載：「時諸道奉使，皆與台憲互相掩蔽。」當然，奉使官員中能力和素質都很好的人是不少的，如泰定年間的齊履謙、至正年間的蘇天爵等，在出使巡行中嚴格執法，真正起到了糾察地方官吏的效果。任用素質低下，昏庸無能的官員，責任不在官員本身，而是專制的皇權。
古人設立監察制度，目的在於兩點，或者說古代監察制度具有兩種政治職能。其一，監控職能：監察官吏，肅正紀綱，以加強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其二，調節職能：監督君主，維護法制，以協調君主專制與官僚政治的關係。吳觀文先生說，宋元以前的隋唐時期，這兩種職能由御史台與諫官和給事中三個系統掌管。御史台主管彈糾不法，監察百官，諫官和給事中則分別掌規諫諷諭，封駁詔令，監督君主。這三個機構，構成了一個嚴密的上下監控，相互協調的監察系統。
宋代時，監察制度中的監督君主這項宗旨，已經弱化了。監察官不僅由皇帝直接任用，而且悄悄閹割了匡正君主的職能。比如台官仍可言事，諫官也仍舊可以彈劾，實際上言事不可忤逆君王，彈劾僅對臣下，職權已發生了移動。元朝人入主中原後，實行強烈的民族統治，為了維護蒙古官僚的特權地位，他們對了解政事的漢族官僚士大夫棄之不理，而讓那些難以威脅他們特權地位的刀筆胥吏填補官僚隊伍，於是形成整個官僚機構「官冗於上，吏肆於下」的狀況。
選官在狹小的範圍內進行，能力和素質肯定難以保證，結果自然是政事廢弛，社會不能正常運轉。宋元兩代，皇權進一步不受制約，皇帝獨斷專行，監察官員對皇權的依附性較以前更強。因為選人局限於小圈子，宋元的監察官員往往素質不高，常常以權謀私，貪贓索賄，或是捲入朋黨之爭。元代官場「居官者習於貪，無異盜賊」，監察機關亦是「髒污狼藉」。即使少數正直的監察官員不謀私利，不畏權勢，秉公執法，但其積極作用，在遍地貪官污吏的現狀下，變得如曠野中的豆火。
監察制度政治職能的畸變，一方面體現在諫官系統的變異和封駁制度監督君權職能的削弱，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御史監督百官職權的擴大。在明代，這些變化基本完成了。
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對維護專制統治立了大功。猜度君王設立這項制度的心理基礎，在於他們對臣子人性的實際把握，即臣子有時會逸出主子劃定的圈子，甚至會為非作歹，把老百姓推向造反的邊緣；設立的真正目的，初時在於調節社會各種關係，後來就成為單純為皇帝一個人服務了。此後雖然變來變去，但千變萬化，僅僅在於加強了對臣下的監督，監督君主這一項，永遠回不來了，調節職能，自然也就沒有了。監察制度的變異，使貪腐的生存空間加大，只要官員的所作所為不影響皇權的穩固，皇帝是不去管的。 （識貪．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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