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頤衡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昨天聲稱，被人在「左派」報章撰文攻擊，就好像文革式的謾罵，對他造成滋擾云云。然而，鍾庭耀始終不敢對郝鐵川和報章輿論指其民調「不科學」及「不合邏輯」作出回應，企圖將公眾對他的質疑和批評，指責為文革式的謾罵來轉移視線。由於鍾庭耀的民調是面對社會和市民的，鍾庭耀始終要就其民調是否合乎科學及邏輯向市民作出交代，倒打一耙或顧左右而言他，只會使他的誠信進一步被公眾質疑。
鍾庭耀必須回答民調是否科學
鍾庭耀既然作出上述指控，就請鍾庭耀舉出例子，在《文匯報》質疑和批評其民調的文章，怎麼是「文革式的謾罵」？更為重要的是，在《文匯報》上批評其民調的文章，有哪一點不是事實？ 這些質疑有沒有道理？市面上各種產品的安全程度和質素，例如是否危害健康、是否不合格及不安全，若受到市民投訴，有關店舖和生產商都有責任向市民作出交代。鍾庭耀的民調是面對社會和市民的，屬於公共議題而非個人學術研究，在受到社會和輿論質疑和批評的情況下，鍾庭耀同樣有責任就問題本身站出來回應，向市民作出交代，而非以「文革式的謾罵」等種種借口轉移視線。
郝鐵川先生指出，鍾庭耀的民調給出的選項，實質和目的是把「香港人」和「中國人」並列，讓港人在它們之間選一個，這樣的議題設置本身就「不科學」及「不合邏輯」。許多社會人士亦對此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分析。鍾庭耀為何始終竭力回避這一問題呢？鍾庭耀為何不容許別人就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認同這一公共話題發表看法呢？為何把社會和輿論發表的看法污衊為「文革式的謾罵」呢？鍾庭耀不允許批評和反批評，這是其所謂的學術自由嗎？
被訪者批評問題設置不符合邏輯
《文匯報》記者走訪了香港不同地區，訪問了部分被鍾庭耀民調抽中的訪問對象的感受，他們都感到很混亂。例如，住在九龍城區的陳太表示，自己曾兩次接過港大民調機構的電話，訪問員問了幾個基本問題後，就開始問她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還是「中國的香港人」，她聽後久久未能反應過來，批評問題的設置本身都不符合邏輯，「我是中國人，同時又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都不清楚應該選擇哪一項，又缺乏一項同時認為自己是擁有兩個身份」。實際上，這種情況很有代表性，許多接聽電話的人都感到問卷的選項很容易令人混淆，選項的概念含糊不清，對於一般小市民來說較難理解，很難回答。許多被調查對象都不願意回答問題，這樣的民意調查，其客觀性、準確性和科學性，都會被人質疑。
鍾記民調並非獨立更應接受社會監督
郝鐵川先生指出：「學者的影響只限學術界，不擴延到社會，如果有人想影響社會，就要接受社會監督批評。」香港是個自由社會，學者作學術研究有充分的學術自由，但是，正如郝鐵川所說，這些學術研究若涉及公眾並公諸社會，影響社會大眾，那就怪不得別人批評了。況且，鍾庭耀的民調並非獨立的調查研究，而是背後有贊助者，他能否保持中立呢？早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中，聯合進行滾動式民意調查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鍾庭耀，以及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裁陸恭蕙，均承認接受全美民主基金會（NED）及下屬「全國民主學會」（NDI）的資助。鍾庭耀當時還向《星島日報》承認，曾於2003年底接受NDI贊助，進行政黨發展調查。這顯示，鍾庭耀的部分調查經費，是來自NED及NDI。鍾庭耀在NED及下屬NDI資助下進行的民意調查，難有學術性和獨立性可言，那就更應該接受社會的批評和監督。
公共議題（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主要有兩個元素：一是公眾關注、聚焦的或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議題；二是爭議性公共議題涉及的公共利益、價值觀、倫理道德等以及話題外在的衝擊力、衝突性、爭議性等因素，使其具有社會影響。因此，公共議題若「不科學」及「不合邏輯」，被質疑和遭批評是不可避免的，而作出「不科學」及「不合邏輯」公共議題的設置者，有責任向社會和公眾作出交代。鍾庭耀的民調是面對社會和市民的，被鍾庭耀民調機構抽中的市民的感受說明，鍾庭耀要就其民調是否合乎科學及邏輯向市民作出交代，不應以種種借口轉移視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