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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都門雜詠》中有竹枝詞道：「新開廠甸值新春，玩好圖書百貨陳。裘馬翩翩貴公子，往來都是讀書人。」新年裡到了北京，禁不住去琉璃廠逛了逛。只不過現在各地書店裡書都很多，下載網路圖書也方便，自己又不是「裘馬翩翩貴公子」，宋版舊刻與古董珍玩，對我來說是毫無裨益的無聊之物，要看，遠不如去博物館。之所以想到要來這裡，倒有幾分宗教信徒般愛朝聖的意味。
琉璃廠得名，是因為元代定都北京，開始在這裡設窯燒製皇宮用的琉璃瓦，清人的《宸垣識略》記載：清初仍然在此「設滿漢監督董其事，燒造五色琉璃瓦。」而書肆的集中則始於明朝，《天咫偶聞》記載，那時一直延續下來的，仍然有「二酉堂」等老店。乾隆時窯上取土，發現了遼隴西公李內貞墓，從他的墓誌上知道，這裡原來為燕下鄉海王村。故舊時有些人將這裡雅稱之為「海王」。
清初順治年間，在京城實行「滿漢分城居住」。而琉璃廠處在外城的西部，附近正是當時多數漢族官員居住的地方，後來全國各地的會館也都建在附近，官員、趕考的舉子也常聚集於此逛書市，終於形成了這個著名的「京都雅遊之所」；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開館修纂，當時參與編纂的人員也多居住在這一帶。為了考證典故、詳列書目，他們常常往返琉璃廠訪書購書，切磋學問，進一步次讓學人士子對琉璃廠心馳神往，趨之若鶩，促成了琉璃廠空前的繁榮。與此同時，古玩店也空前興隆起來，最著名的當然是前身為「松竹齋」，光緒年間取「以文會友，榮名為寶」之意，而更了名的「榮寶齋」。文人墨客常相聚於此，清末民初時，于右任、張大千、吳昌碩、齊白石等人，都是這裡的常客。
「勢家歇馬評珍玩，冷客攤前向故書」，收藏者另當別論，讀書人與達官貴人來琉璃廠的目的自然不同，官員聚會，常常可以被認為是結黨營私，喝酒賦詩，弄得不好會有文字獄的麻煩，關心時事，則更危險。於是他們找到了這種高雅而安全的消遣，因為他與現實關係不大，又可以顯示自己有錢、有閒。就是到了窮愁潦倒的時候，把古玩送到店裡，聲稱玩膩了，換點錢周轉一下，也不失體面。
不過有些古董店卻終日是靜悄悄的，但正所謂「半年不開張，開張吃半年」，完全用不著為他們擔心。民國時的趙汝珍的《古玩指南》揭示了明清時，這些古玩店的奧妙，那就是他們與官場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分析說：「如果年俸不及百両之官吏，十年之後擁有千両以上之房產地業，明晃晃擺在街上，非為御史所必參，亦為社會之所不容。而古玩無定價，千元之物可以以一元得之。」明明鉅款賄賂，通過古玩的形式，就可以做到不留痕跡；而且官員一旦到別處任職，房產地業也遠不如古玩那樣便於攜帶、管理，於是古玩就成了官場上的代用貨幣。與之相反，拿不值一元的破爛送到古玩店，要價萬元，也沒有留下犯法的把柄，雙方裝不懂就行了。古玩商則在應酬中摸透了雙方的要價，所以發展到「完全由古玩商代辦，其價值之多少，物品之如何本人概不知曉，不過年終開一筆總賬付款而已。全國重要官吏，無不以購買古玩，接納古玩商為晉身保祿之階。」於是，在這裡演繹出了權錢交易的瘋狂。
要走門路就都想到了古玩店，科舉考試、謀官職都可以代理。趙汝珍揭秘說：「古玩商代辦一切，需費均由古玩商墊付，只於將來得缺後，由古玩商派一賬房本息照收，否者即得缺亦無力到任。」同時，古玩舖又有了銀行的功用，外地進京的官員，乾脆將錢財都存在了古玩商舖裡拿利息，這比頻繁進出錢莊隱蔽多了。而古玩舖有巧妙地夾雜於書肆之中，又多了一層掩人耳目的掩護，於是琉璃廠就愈變得繁榮起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古玩商的信譽就成了至關重要的因素，他們的辦法是，在相互間的透明的前提下合作經營，一旦有信用不佳的記錄，就無法在此立足。所以他們絕不欺騙，也不假充內行，靠的是過硬的本領。哪家店有什麼東西，賣了多少錢都心中有數，也可以互為代理，加價也不會超出規定，買家可以放心地按價付賬。
這種經營模式，大概是在民國時，才開始式微，而各地在京設立駐京辦公處，使它受到了最徹底的打擊。從有關資料中可以知道：甘肅督軍駐京辦公處設於1922年，由曾任督署總參議的董士恩任處長，另設代表三人；張作霖的駐京辦公處處長是劉恩鴻等等。原來古玩商的很多功能，直接轉移到了地方長官的親信們手裡。
如今的琉璃廠仍然保存了許多著名老店，如槐蔭山房、古藝齋、瑞成齋等等，中國書店則是中國最大的古舊書店，在這裡泡上半天，不覺又買了三、五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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