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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炎
前不久，路透社中文網刊發《重慶模式留下巨債，國開行深陷其中》的報道，援引香港大學教授許成鋼對重慶地方融資平台的一些觀點和議論，在筆者看來，有失實與偏頗之處，願與許教授商榷。
報道稱，許教授謂，「重慶從國開行獲得的支持力度，是其它省級政府所不可能獲得的」，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事實上，近十年來國開行重慶分行人民幣新增貸款規模178億元，在全行37家分行名列第18位。國開行重慶分行人民幣貸款近五年的平均增速為23.8%，比同期重慶市銀行業貸款25.7%的年均增速低1.9個百分點。到2012年3月底，國開行重慶分行貸款餘額佔全市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餘額的9%，位居全市第5。由此可見，國開行對重慶的支持與重慶的經濟發展一直是相適應的。作為國家中長期投融資主力銀行，貫徹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支持重慶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國開行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所謂「重慶獲國開行特殊支持」的觀點不成立。
許教授還認為，為籌措資金，地方融資平台沒有考慮財力和商業效益情況。這也不符合實際。就地方債務而言，融資平台在內地普遍存在，已經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形成大量優質資產。以國開行支持重慶的融資平台為例，截至2011年底，國開行共支持重慶政府融資平台客戶58戶，融資餘額佔全市融資平台貸款餘額的23%。由於風險控制嚴格，不良貸款率僅為0.1%，連續7年低於1%。可見，許教授所謂「沒有考慮財力和商業效益情況」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
2007年，許成鋼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在物理上，在工程上，你絕對不敢說沒有把握的東西」。事實上，在經濟科學領域也應如此，觀點和議論要建立在客觀事實和科學分析基礎之上，「不說沒有把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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