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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李樹甘 吳祖堯
筆者早前接觸到關於勞資關係的真實個案，個案是關於一位領取固定月薪的白領員工，他覺得公司對員工十分計較及苛刻。員工每做一件工作，如草擬電郵或修改文件，必須自行記錄所需時間，然後向上司匯報。若上司認為員工匯報的時間過長，則會對其冷嘲熱諷施加壓力。故此員工往往都不會填寫真實所需的時間，而是填寫一個合上司心意的較少數字，因此經常超時工作而沒有補薪。有公司員工十分不滿，於是將所有在合約工時以外所做的工作及時間都暗中記錄下來。若日後與公司有任何爭論，希望這些記錄可作為證據，以保障自己。
不論此舉最終是否能保障那員工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勞資雙方在這真實個案中的行為。遇上苛刻計較的僱主，員工相應地作出保障自己的行為，暗中留下記錄，造成互相計較的情況。當然，這只是個別例子，現實中亦有不少寬容及體諒員工的僱主。
另一真實個案：某一公司上班的頭一小時被默認為「早餐時間」。員工會帶早餐回公司吃或看報紙，僱主不會干涉。員工亦會自覺地將下班時間延遲一小時。這是彈性和默契，當中沒有任何明文規定。我們知道上班頭一小時工作效率可能比較低，僱主明白亦沒有計較。
員工也相對地延遲下班，僱主沒有損失。可是標準工時實施後對僱主規範及成本增加，原本寬容的僱主會否亦如第一個故事中的員工一樣，相應地作出保障自己的行為？值得擔憂的是，繼續體諒包容員工的好僱主最終承受不了工資成本上升的壓力而離場，剩下的則是善於剝削及利用法律灰色地帶的無良僱主，正如「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 out good）的情況。
僱主可能會更重視員工效益
不少行業如零售及飲食業正面對勞工不足的情況，聘請新人相當困難。在標準工時下，僱主可能會更重視員工為公司帶來的效益。例如他們將加強監察員工的工作效率，因為若員工花掉兩小時去完成原本只需一小時的工作，僱主則可能承擔1.5倍的超時補薪。
若標準工時立法後，第二個故事中公司的「早餐時間」會否依然存在？相信大部分勞資雙方更喜歡有彈性有默契的工作環境，不想互相計較使雙方關係惡化。可是，一個又一個的規範使他們事事執著。規則改變了，行為自然隨之而變。勞資雙方的合約本身是按各自的需要而訂立，各自最清楚自己的需要。若局外人強行改變當中的條款，一刀切增加對僱主的限制，僱主亦會對僱員要求更多，對員工未必有利。
如果按照市場自由選擇的原則，我們可否以工時上限及超時補薪指引以代替標準工時立法？如公司達到指引的要求則頒發認證，市民可於網上查詢認證，就如「優質旅遊服務」計劃一樣。此計劃的好處在於沒有硬性規定工時上限及超時補薪，公司可按自身情況決定，而認證則可使各公司的工時相關待遇更透明，有利自由選擇的原則，獲認證的公司自然更吸引。這樣可便形成「良驅逐劣」的情況。
最後，政府公佈的《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中提出，香港六大長工時行業主要為零售及保安等工種，這些工種多以時薪計算，員工收入隨工作時數增加。而其長時間工作的原因主要為勞工不足，並非僱主剝削。事實上，如果可以選擇，支付時薪的僱主亦不願意讓員工超時工作。在邊際生產力遞減定律下（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即使時薪維持不變，勞動力成本亦會不斷上升，因勞工每多工作小時的生產力正不斷下降。若時薪上升，勞動力成本則上升更多。似乎領取月薪而過份超時工作沒有補薪的情況才是剝削（當然，一些職業如老師不屬剝削，因他們的工時難以準確計算），特別是關係到職業安全工種如司機更不可以超時工作。不過無論如何，不宜用一刀切的標準工時去糾正。清楚合約，推出工時上限及超時補薪指引更為合適。 ■題為編者所擬。本版文章，為作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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