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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華
自從人類開始理性地關注自我以後，幸福這個話題就總是顯現出雙重品格：既淺顯得似乎無需多言，又複雜得讓人如臨深淵。面對多如繁星的相關論斷，許多個體選擇了最簡單的道路——跟著感覺走，吾心安處是故鄉。然而，感覺時常引導我們走向苦難，心靈的安寧並非總是意味著快樂。於是，喜歡思考者難免會追問：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幸福？有沒有獲得幸福的終極秘笈？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西方學者麥馬翁（Darrin M. Mcmahon）追尋西方文明的軌跡，寫下了洋洋數百頁的巨著《幸福的歷史》，雖則書中所述幸福觀大多源於複雜的大腦，但對吾等凡人也不無啟迪。
在西方文化的起源處，幸福一度被認為是來自上天的恩賜，與凡人的努力無關：「幸福是臨到我們的東西，我們不能掌控它。」福壽天成：天上的星辰、隱秘的宇宙法規、諸神的意志，這些才是幸福的起源，凡人所能選擇的不過是承受變幻莫測的命運，享受偶然降臨的幸福。「沒有一個人能夠逃掉注定的命運」，希羅多德曾如是感慨。在悲劇《俄狄浦斯王》中，作者索福克勒斯也借歌隊之口告誡觀眾：「不要說凡人是幸福的，在他還沒有跨過生命的界限，還沒有得到痛苦解脫之前。」不過，到了索福克勒斯的時代，古希臘出現了一個著名的轉折：凡人開始挑戰諸神的權威，個體不再輕易服從命運的安排，只有試圖抵抗命運的英雄才配當主角。雖然他們的抵抗大都失敗告終，但對抗命運的嘗試還是使「福壽天成」的原始觀念受到挑戰，一種新的幸福觀開始成形。
無論從何種角度研究西方歷史，公元前五世紀都是個不能繞過去的階段。值此時代，世人目睹了雅典公民創造的一種新型政治——由「demos（人民）」掌控「kratos（權力）」的「demokratia（民主）」。從那以後，政治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是所有公民的事業。自我治理的新型實踐「為所有人提供了平等的正義」，把普通公民推向了歷史的前台。參與的自由激發了個體的榮譽感和創造力，推動他們追求自己的幸福：「正是在民主的雅典，個人才能提出那項偉大的、有誘惑力的目標，他們敢於這樣夢想：他們能夠為自己追尋幸福並獲得幸福」。於是，宿命論的宇宙框架開始鬆動，人不斷擴大自治範圍，「甚至跨入了一直屬於諸神的領地」，嘗試為自己制定幸福的尺度。在柏拉圖的《會飲篇》中，我們可以看到縱論天下的雅典知識分子給幸福下了兩種主要定義：其一，幸福就是與愛神（Eros）親近；其二，幸福就是在追求至善的過程中體驗銷魂的快樂。前者樹立了尊重感覺的幸福觀，後者則強調：只有在自我掌控的過程中，靈魂才能抵達至善之境。這兩種答案表面上相互牴觸，但其共同點清晰可見：追求幸福的權利屬於個人，獲得幸福是自我治理活動的一部分。自我治理是個人追求自己的目的，幸福就誕生於實現計劃的過程中。只要我們不放棄追求的權利，「幸福將被普遍享有」。
在人類思想史上，古希臘人對於幸福觀的最大貢獻在於：告別了「福壽天成」的原始幸福觀，將創造和體驗幸福當作一種積極的活動。當然，他們也同時設定了這樣的反命題：沒有追求能力的人無幸福可言。幸福的前提是為自己設定一個目標，走向屬於自己的地平線。人的目標可能迥異，但實現目標的行動卻是獲得幸福的普遍前提。個性即命運，自我實現就是幸福。現在看來，這種幸福觀被大多數後世西方人所繼承。無論是將幸福定義為「沉思真理」（中世紀），還是強調塵世滿足的文藝復興時期和個體獨立的啟蒙極端，抑或是思想更加多元的當代，有關幸福的定義都始終與自我實現相關：
啊，幸福，我們生存的終點和目標！
美善，快樂，安適，滿足！不論冠上什麼名字：
你依然是喚起我們永恆歎息的事物，
我們為你而活，也因為你而敢於赴死。
幸福誕生於走向目標的過程中。人走在自己的前方，回過頭來欣賞和肯定奔向未來的自己，這種自我實現的意志就是幸福的源泉。所謂的幸福感歸根結底就是力量感。你想成為一個幸福的人嗎？別趴下，站直了，說出你的獨立宣言，唱出你的獨立之歌，走向你的地平線。每個幸福的人都是小小的造物主，都是掌控自己生活的君王。即使在倡導平等的民主社會中，幸福也不可能是人人享有的福利：「憲法只給你追求幸福的權利。抓住幸福得靠你自己。」（富蘭克林語）在《查拉斯圖拉如是說》中，尼采曾以優美的詩句道出了「幸福公式」：「你們所謂世界，應當為你們所創造：你們的理智、想像、意志與愛，應當變成你們的世界！真的，你們這些求知者，這是為著你們的幸福。」自我肯定是幸福的前提。人的幸福只能來自他自我肯定的行動。只有當個體強大到可以自我肯定時，他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幸福的人。當要站立者站立起來時，在擁有目標者實現自己的目標之際，幸福才有可能誕生。除此之外，它沒有第二條誕生的通道。幸福不能源自別人的恩賜：你可以送給別人財物，但無法送給他站立起來的意志，設定目標的能力、走向未來的激情，當然也無法贈與他幸福。福不徒來：缺乏自主性的人即便幸運，也至少暫時與幸福無緣——沒有目標，沒有比活下去更多的理想，沒有自我站立的意志，也就喪失了創造、維持、體驗幸福的能力。幸福不是對弱者的補償，而是強者的自我嘉獎。這就是幸福的歷史所蘊含的終極秘密。
在1943年出版的《西西弗的神話》中，法國作家加繆曾經提到諸神對西西弗的懲罰：不停地將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石頭由於自身的總量又滾下山去，於是，他只能不斷重新開始，投身於無效的勞作。然而，在加繆看來，苦役中的西西弗有權宣稱自己幸福：他蔑視諸神的規定，決心掌控自己的命運，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受難的西西弗搬動巨石，重新安排自己、巨石、山峰的關係，在天地間組織起一個屬於他的世界，這正是他有權宣稱自己幸福的理由：
我把西西弗留在山腳下！我們總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負。而西西弗告訴我們，最高的虔誠是否認諸神並搬掉石頭，他也認為自己是幸福的。這個從此沒有主宰的世界對他來講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這塊巨石上的每一顆粒、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顆礦砂唯有對西西弗才形成一個世界。他爬上山頂所要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使一個人心裡感到充實。應該認為，西西弗是幸福的。
雖然西西弗的世界總是在誕生之際就已崩潰，但他總能使它立刻獲得新生。他注定失敗，卻永難被戰勝。在悖論的刀鋒間，在苦難和喜悅的永恆輪迴中，他展現了不屈的意志，不斷把自己推向幸福的巔峰。自我實現的人無論幸運與否，都可能置身於自己的福地。當人開始將自我確立的動姿投射到天地之間時，他已經走上了創造幸福的道路。從這個角度看，西西弗的選擇對所有人都有啟迪意義。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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