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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香港的普選依據是《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決定，而非《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反對派提出的「癱瘓中環」信念書核心是違反《基本法》，衝擊法治原則。反對派要求將來的普選特首方案不能有《基本法》所規定的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提名機制，也不接受中央要求普選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要求，否則就是假普選方案，反對派就要以此發動萬人佔領及癱瘓中環，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壓。反對派的說法不但誤導市民，更是公然悖離《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的憲制安排，一個脫離法治軌道，挑戰中央底線的方案怎可能稱為「真普選」？反對派企圖糾集萬人「癱瘓中環」，以癱瘓香港金融命脈的中環為賭注，倒香港人的米，廣大香港市民絕不認同。
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及一眾反對派人士昨日發表「佔領中環」行動信念書，提出3個信念：一、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符合國際社會對普及和平等的選舉的要求，包括：每名公民享有相等的票數、相等的票值和公民參選不受不合理限制的權利；二、透過民主程序議決香港選舉制度的具體方案，過程包含商討的元素和民意的授權；三、爭取在香港落實民主普選所採取的公民抗命行動，雖是不合法，但必須絕對非暴力。另外，反對派亦指，若中央硬推包含篩選機制的假普選方案，將發動全港市民在2017年特首選舉投廢票抗議云云。
扭曲普選定義 為抗爭製造虛假理據
事實上，香港的普選是否符合民主原則，並非反對派說了算，也不能硬套《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是根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定下的法治軌道推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規定，特首與立法會最終要達至全面普選。在政治學上，普選的定義通常講「普及而平等」只涉及選舉權，是指選民資格會否受到納稅額和性別的無理限制，不包括被選舉權，與權力機關的產生辦法沒必然關係，也沒有特別規定選舉的形式與方法。《國際人權公約》也不要求各國實行某一特定選舉模式，可按各自歷史等情況而決定。在各國的選舉和政治制度中，普選不一定代表全面直選，也有間接選舉以至差額選舉，就如英國上議院就是非由選舉而是世襲委任制，國家元首卻仍是沿用世襲帝制。因此，反對派指將來普選有提名委員會機制就是不符合民主原則；要求特首須愛國愛港就是「假普選」，這是故意混淆視聽，扭曲《基本法》對未來普選的規定，為之後的抗爭行動製造虛假的理據。
在香港實行普選的依據是《基本法》，普選方案的設計必須以《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為基礎。《基本法》四十五條列明：特首普選須「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再交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當然，對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法，各界仍然可以討論，但反對派如果認為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就是「假普選」，這顯然是背離《基本法》規定，挑戰本港的憲制安排，這樣的取態自然不可能得到中央接納，也不可能得到市民認同。
對抗中央的人絕不能做特首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與香港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座談。喬曉陽提出「三個堅定不移」；王光亞提出「三點不動搖」，他們的講話都明確表達了中央在普選特首上的底線，就是對抗中央的人絕不能做特首，特首參選人必須是愛國愛港。事實上，整部《基本法》的精神，都滲透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然而，反對派卻以所謂「癱瘓中環」來否決政改「五步曲」憲制安排，企圖脅迫中央接受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挑戰中央要求特首愛國愛港的底線。假如讓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特首，將令兩地關係劍拔弩張，為兩地的經濟民生帶來損害，「一國兩制」會受到顛覆性的衝擊，對此，中央不會答應，香港市民也不會答應。
戴耀廷等人又說行動是「透過民主程序議決香港選舉制度的具體方案」，但所謂民主決議參與的都是他們的支持者，民意授權也只是通過鍾庭耀的「電子平台」投票，這怎麼能代表主流民意？他們又說「公民抗命行動，雖是不合法，但必須絕對非暴力」，並將一場挑戰中央的政治抗爭美化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然而，糾集萬人以違法的方式「癱瘓中環」，威脅中央必須接納其方案，以本港政經樞紐作籌碼，戴耀廷更揚言「博拉」，這樣的行為可稱為愛與和平？而且，萬人公民抗命，難免與維持秩序的警方發生肢體衝突，當衝突失控，隨時會發生嚴重的騷亂及損害，在衝突中造成的損傷、專業人士因犯法而失去專業資格、青年學生前途盡毀、家中經濟支柱失去工作，香港的金融秩序受到嚴重衝擊，這些沉重的後果，戴耀廷或反對派之流能夠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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