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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蹴踘圖。 網上圖片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明中期以來，在社會動亂的刺激下，士人「談兵論劍」之風氣極盛。他們一方面樂於與精通武技者相交往，並討論有關武技之二三事，一方面也愛在城市出遊，文藝與武藝的相交涉，讓士人的尚俠之心有了具體的投射對象，獨特的俠遊文化便漸漸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鴻泰先生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演講，除談及明清士人如何經營「雅」的文化外（見上期《品味與身分──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亦簡介了其別具趣味的俠遊文化。
俠遊風尚之形成
首先，「尚俠」文化的風行，與明清士人在科舉制度下的生命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作為一種選官制度，明清科舉制度除了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外，對這些參與的讀書人而言，它也提供了一套人生價值觀；絕大多數的士人將科舉事業的經營作為一種「志業」，以光宗耀祖為目標，藉此實踐個人之生命意義，確認個人之人生價值。然而，明代中期以來，科舉上升管道日益狹窄，而士人科考的競爭壓力也隨之加劇，不少人窮盡一生的心力，也未能金榜題名，少有吐氣揚眉者。在科舉制度的制約下，莘莘學子深受困頓，部分人選擇借物質享受自我排解，努力經營文人式的閒賞文化；部分人自覺懷才不遇，則把挫折感轉化成「豪氣」，以習練武技及叛逆的姿態試圖掙脫科舉價值的強勢支配，另闢人生路徑。
其次，明清後期的邊境及社會動盪亦助長了士人談兵論劍的風尚。明代中葉後期，國家飽受「北虜南倭」的困擾：北面的蒙古人步步進逼，明英宗及世宗時便分別經歷「土木堡之變」及「庚戌之變」；東南沿海一帶則倭寇為患，倭寇在姑蘇、浙江一帶進行搶掠，滋擾平民百姓，造成比邊境動亂更嚴重及迫切的社會問題。明末錢謙益在《牧齋初學集》卷三十六〈謝象三五十壽序〉便言道：「君初為舉子，余在長安，東事方殷，海內士大夫自負才略，好譚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與清夜置酒，明燈促坐，扼腕奮臂，談犁庭掃穴之事。」可見當時尚武風氣之盛行。
最後，城市的發展也造就了這種尚俠風氣。明中期以後，商品經濟發達，城市中社交活動積極展開，社會上也出現了一批熱衷於社交活動的士人，他們積極地投入、推動、組織社交活動，在他們的經營下，城市的社交活動，漸漸凝結成一個穩固的社會活動場域，進而成為自我表現的舞台。商業城市的發展，交織成一個社會場域，從而衍生出新的社會價值，個人因而得以搭掛其上，藉以確認自己的社會身分。此種關係粗略而言，可謂：城市的發展是士人交遊文化的基石，而士人的交遊文化則是「俠」之概念的新土。
「俠」作為一種社交文化
然而，所謂的「俠遊」生活在當時的社會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呢？王鴻泰指出，雖然明清期間談兵論劍的風氣盛行，但「俠」於當時來說實也為一種社交文化，以至生活態度。明清士人，尤其是有文人傾向的士人，有一頗為普遍、而值得注意的習氣：他們多有「不理家」、「不問家人生產」、「不事生產」之行為表現。「俠」作為逸脫，乃至對抗科舉價值的人生理想，在現實生計的層面，往往與此一表現相結合，當中大體可泛指浪蕩不羈的遊樂生活形態，其內容包含諸如：擊球、較射、倡飲、博弈、蹴踘、吹簫、調弦度曲等聲色犬馬之事。這種生活形態在明朝之前即已存在，並或盛或衰地存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而在明清社會中，這些活動則相隨於城市生活的繁盛而更為發達。
而所謂的城市繁華，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就是由城市的交遊活動所營造出來的，而這種交遊活動是建立在高度的金錢「浪費」上。明末大學士宋權過世後，有人勸其子宋犖繼承父親遺風「出而結交天下貴人」，與宋家情誼深厚之侯方域聞此消息後，寫信給宋犖，勸戒其勿此之舉，謂：「往郡中貴達子弟，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良苦。」侯方域此言，確屬真心實言。富家子弟散財廣交，以至於家產蕩盡者實不乏其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代中期以後城市交遊盛行以後，俠遊成風，俠的意涵乃為之擴充（或替換），竟將揮霍行為也含括進來──交遊活動往往建基於城市的高度消費之上，而在此交遊形態下，透過金錢的揮霍，或多或少也提供了個人的成「俠」之道。
結語
明後期士人在動亂時代的刺激下，自士大夫階層以至士人，自中央官僚以至地方士紳，都被捲入追求武力的風潮之中。在此風潮下，武力之講求有其現實性，但亦有非現實性的發展：除了藉諸武藝以張揚個人之不凡志向外，亦有人在城市中展開俠遊活動，以交朋結友來確立自己的價值。因此，晚明習武風尚及與武藝者交流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發展一方面反映了時代趨勢，另一方面也是社會生活與文化的交匯。王鴻泰表示，透過這個過程的探究，我們可以探知到明代社會的脈動，並對明清社會文化的內在意涵及演進有更深刻的掌握。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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