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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2012年春，時當病後出院，談鋒竟厲。 作者提供圖片
黃仲鳴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凌晨五時三十分，李育中走了，一百○三歲，雖云「因病醫治無效」，亦可云「老死」、「笑喪」。七月四日下午三時，在廣州的銀河園舉行告別禮。是日匆匆北上，終在李老靈前作了三鞠躬。至此，香港文學拓荒時期最後一人，走了。
二○一二年二月五日，他病癒出院，曾北上專程探訪。當時也，李老精神雖欠佳，但仍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兒媳不忍，猛勸休息；李老「返老還童」，只是不依。我們見狀沒法，惟有告辭。這是最後一會。
慕容羽軍自稱是五○年後香港文學的「親歷者」；李老則是名副其實的早年「見證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說：「侯汝華都沒來過香港，為何稱之為香港作家？」
李老為香港文學特別提出了一個框架，他說：「我所擬的香港文學史，可分兩大段：十九世紀為一期，這是一個比較荒蕪的開拓期；至二十世紀又可以作為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明朗得多，其中又可以再分幾個階段。一九五○年後則另作處理。」
他進一步闡釋：「我擬計一九○○年到一九一一年，或再延伸到一九一九年，可以作為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可以作為舊民主主義階段。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一階段再細分為一九○○至一九一一年為一段，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是一段，也未嘗不可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作為新民主主義階段，那是可以的。這整整三十年中變化最大，文學事件也較多。這一大階段，還可以細分兩三個階段，日佔香港時期，可另成一個特殊插曲。」
總括李育中之意是：十九世紀是「開拓期」；一九○○年至一九一九年是「轉型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是「成長期」。許翼心指這樣的分期方案，既考慮到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大框架，又符合香港文學發展歷史進程的特點，已相當完備。可嘆研究香港文學史的人，大都未能加以重視，沿著這個方向和線索去發掘和搜集歷史文獻資料。現有的幾部稱之為「香港文學史」的書籍，有的根本撇開「歷史」而只談一九五○年以後的當代香港文學；有的則只限於一九一九年以後的「新文學史」，而其現代部分也只是既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有關香港部分的移錄，或者再加上轉引楊國雄先生有關清末至戰前香港期刊的簡介資料。
但我認為，李育中只作「分期」而未能細加分析和拿出證據來，是為「美中不足」。而這「分期」，仍套甚麼「舊民主」和「新民主」，有點「落後」了。但李老這個「粗分」，仍須有心人去研究和求證。
他百歲時曾說滿眼的「見證」，會訴諸筆墨，但殘軀可以嗎？只落得一句「有心無力」了；他有那麼多的弟子門生，竟無人為之筆錄？可見「香港文學史」從不入他們眼內，或者從不知身邊有個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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