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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熊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反對派將2003年「50萬人遊行」作為「政治圖騰」，念念不忘「再現2003年大遊行的輝煌」，透露了香港反對派的本質。10年來每次七一遊行，經濟民生改善遊行人數減少，反對派就痛心疾首、如喪考妣，而經濟民生陷入困境遊行人數增加，反對派就歡呼雀躍、彈冠相慶—這反映了反對派的什麼心態和利益？反映了香港反對派與社會整體利益和市民根本福祉背道而馳！
2003年七一遊行後，10年來每次七一遊行，均有4組遊行數字公佈，包括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警方、香港大學學者葉兆輝和鍾庭耀，民陣通常報大數、警方與兩名學者就估得客觀平實。就今年的七一遊行，民陣報大數稱有43萬人參加，較警方公佈的6.6萬多逾6倍，較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統計的9萬至11萬人多4倍，較港大鍾庭耀點算的8.8萬至9.8萬人多逾4倍。民陣堅稱有43萬人遊行，可謂是名副其實的「數字僭建」。
反對派將「50萬」作為「政治圖騰」
不滿民陣計算人數「亂講」的葉兆輝，原對這類人數估算之爭已心灰意冷，但考慮到作為學者「應該讓社會有多一個數字作參考」，決定改變主意，繼續在今年點算人數。
「民陣」由香港50多個反對派團體組成。10年來「民陣」每年在遊行人數上造假為何成為慣例？原因是反對派對2003年「50萬人遊行」的「政治圖騰」頂禮膜拜、走火入魔，念念不忘「再現2003年大遊行的輝煌」，暴露了反對派的本質。
反對派與社會整體利益背道而馳
反對派與社會利益背道而馳，這種政治利益誘因，使得反對派在本質上不希望看到香港經濟興旺、民生改善、政府有效施政，而必然堅持反對立場，力圖從經濟民生及政府施政困境中得到自己利益，以「收割民怨」為能事。由此不難看到，香港反對派的得勢，是以政府、社會和廣大市民遭遇困境為代價的。
反對派念念不忘「2003年大遊行的輝煌」是什麼情況？2003年的香港，在亞洲金融風暴打擊下連續5年通縮，再加上沙士疫症蹂躪，經濟民生狀況慘不忍睹，樓價跌去六成，負資產數目多達10.6萬宗，破產人士也同時創新高，失業率高達8.6%，通縮率達負6%，公司倒閉潮洶湧，各行各業減薪凍薪，水深火熱中的市民積累了太多怨氣，因此觸發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遊行，對港人福祉而言無疑是悲劇而非喜劇！反對派念念不忘「2003年大遊行的輝煌」，暴露反對派與市民願景背道而馳。
今年遊行人數不到10萬很正常
為了幫助香港經濟民生擺脫困境，從2003年7月開始，中央大力度、高密度、寬範圍地出台支持香港發展的舉措，加上特區政府和市民努力，香港經濟迅速反彈，民生逐步改善。近年來是香港回歸以來經濟民生最好的時期，負資產現象已成為歷史，失業率為3.2%至3.4%的「全民就業」水準，公司普遍擴大人手招聘，實施最低工資讓全港最底層打工仔工資提升三成以上。同時，特區政府大幅度增加了民生、房屋、教育、文化、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承擔。在這種情況下，市民雖對政府施政仍有一些不滿，但社會戾氣已經大大減少，尤其是反對派企圖以「佔領中環，蓄勢待發」議題綁架遊行，令冀求安居樂業的市民望之卻步，因此今年「七一」遊行人數不到10萬，是很正常的。
反對派報大數越來越走火入魔
正是由於反對派與社會整體利益背道而馳，因此10年來每次「七一」遊行，反對派報大數已成為慣例。2004年「七一」遊行，警方統計遊行人數約為20萬人，學者指出確切遊行人數應為16萬人左右，民陣卻宣稱有53萬人；2005年只有2.1萬人參加，民陣卻宣佈有4.5萬人參加；2006年遊行人數亦只有2萬多人，民陣卻聲言有5.8萬參加；2007年警方指只有2萬人參加，民陣例牌報大數稱有6.8萬人；2008年警方指最高峰時期約有1.55萬人參加，民陣宣稱有4.7萬人；2009年警方指約為2.6萬人，中大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合作點算，遊行人數介乎2.9萬至3.3萬之間，民陣卻稱有7.6萬人參加；2010年警方估計遊行最高峰時不到2萬人，民陣再度報大數宣稱有5.2萬人；2011年，「民陣」宣佈有21.8萬人上街，是2004年以來的最高紀錄，但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推算人數只有5.4萬至6.4萬，兩者相差近4倍；去年「民陣」更聲稱高達40萬人，為實際人數的5倍。今年七一遊行民陣竟然較警方的數字誇大逾6倍，顯示反對派報大數不僅已成為慣例，而且越來越信口雌黃，走火入魔。這種「撒豆成兵」伎倆顯示反對派已誠信破產！
「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是鄧小平當年所訂的愛國者三條標準之一。經濟民生改善，「七一」遊行人數減少，反對派就痛心疾首、如喪考妣；經濟民生陷入困境，「七一」遊行人數增加，反對派就歡呼雀躍、彈冠相慶—這反映了反對派的什麼心態和利益？除唯恐天下不亂之外，只反映了反對派與社會整體利益和市民根本福祉站到對立面。香港市民開心之日，就是反對派難受之時。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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