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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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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樂壇伯樂李凌 跋涉人生 屢敗屢戰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3-12-06]     我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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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文革後復出重返中央樂團當團長。

「跌倒算甚麼,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這是當代新音樂奠基人之一李凌先生的著名短詩《跌倒算甚麼》,創作於1943年陪都重慶,乃受國民政府迫害,激勵士氣之作。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想到,這首詩在接着的幾十年重複應用在他身上,以及由他創立和帶領過的藝術團體。跌跌撞撞的經歷,也許就是二十世紀神州大地音樂發展的寫照。但屹立不倒的,是李先生對藝術和教育的殷切追求,還有他對人文價值的畢生熱愛。

1913年12月6日出生於廣東台山的李凌,今年正好是他百歲冥壽。而本文見報的當天,更是老人百歲的正日。北京五大音樂單位將於下周二、三一連兩天,舉行「跋涉人生--紀念李凌百年誕辰」系列活動,通過音樂會、研討會和圖書首發儀式,紀念這位一生為音樂藝術和音樂工作者吶喊、奔波的樂壇前輩。■文、圖:周光蓁(香港大學)

聯合主辦的五大音樂單位都是李凌生前擔任過職務的,分別是中國文聯、中國音協、中國交響樂團(中央樂團)、中國音樂學院及中央音樂學院。但更多認識李凌的,是受這位被譽為「樂壇伯樂」發現、提拔的眾多音樂家,當然還有受他筆耕幾十年音樂評論文章所滋養的千千萬萬讀者,筆者就是其中之一。

對香港頗有感情

首次看見李凌先生的名字,是在夏威夷大學唸研究院時,東亞圖書館藏書中有他在1940年代主編的《新音樂》雜誌。之後閱覽各期《人民音樂》,赫然讀到1964-65年間對他猛烈攻擊的一系列文章,那是文革巨浪前的波紋。

十多年後,為撰寫中央樂團四十年,慕名北上,拜訪久仰的老團長。可是他家人在電話說李凌患腦溢血,昏迷中。大驚,亦自責來晚了。可是李老以其堅強性格,再一次「爬起來,再前進!」

一年後,2000年的十月金秋,在方莊李家的會面,只能用超現實來形容當刻感受。88高齡的李老精神矍鑠,知道我來自香港,就問我與資深樂評家周凡夫是否親戚等家常。從他的語氣與眼神,可感受到他對曾小住兩年的彈丸香江有很深的感情。他大概對1947-49年期間,在英治香港與馬思聰等人創建中華音樂院、籌辦首演足本《黃河大合唱》,以至《白毛女》等懷着美好的回憶。當得悉我是為寫中央樂團史而來後,一連說了幾個「好」,然後鄭重補充一句:「但你不要寫我,要寫樂團成員、群眾。」

重視人才 創建中央樂團

一小時的訪談,老人娓娓道來樂團一些關鍵事件的來龍去脈。對在1956年一手創建的中央樂團,老人以組建「足球隊」作比喻,「是很慢發展起來的,要求很嚴格」。他引用周總理說:「要辦就要辦好些,有甚麼要求,可以告訴我」。於是他說:訓練足球隊要請巴西的,訓練樂隊就要請德國的。結果中央樂團首任指揮就是德國的戈斯林。

訪談中先生深情地說:「要尊重專家,請好的指揮,沒有一流的指揮,想成一流,不大可能。演員要一流就要努力,不努力不行。」

李老對人才的重視,尤其是指揮,是貫徹始終的。在他1982年從團長退下來前,用盡一切辦法安排接班,包括上書到鄧小平向上海要人。「我總是有個交代,要活着交給他們。不好好留住人才,將來會是犯罪的。」

雖貴為團長幾十年,李凌卻很少用「我」字來談往事,以上的引句是少有的一次,流露出嚴己寬人的君子坦蕩蕩。他畢生追求的,是繁榮我國音樂藝術和所需要的人才,為之創造條件,成為無私為音樂服務的「孺子牛」。

「團結人、不關門 」

李凌曾說文壇巨人魯迅對他影響很大,尤其是「為人生而文藝」這句話,成為他的人生導航。另外教育泰斗陶行知的「社會教育」和育才學校對人才的重視和培訓,都模鑄李凌的愛才若渴。還有陶先生那句名言:「屢敗屢戰」,更為李凌活學活用,而且(不幸的)發揚光大。但對李凌產生最決定性影響的,是周恩來總理。總理1940年在重慶的指示,成為李凌一生的座右銘:「你們要關心他們(指音樂專家),人手愈多愈好,這方面不能關門。」就這樣,李凌銘記總理要善於團結、胸襟寬闊發展與音樂家們的聯繫,簡單來說就是與人為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這三方面--魯迅的文藝人生、陶行知的愛護人才、周總理的團結人、不關門--成為李凌人生的Do-Re-Mi。

此外,李氏有廣東台山音樂之鄉的基因,讓他的血液充滿樂觀的音符,在萬難以至絕望情況下燃點着不息的信念。這也解釋了他豁達的心境,常常掛在燦爛的笑容中。事實上,他歷次遭受圍攻,例如1950年代批評他提倡的輕音樂為靡靡之音、1980年代形容他所支持譚盾等新作曲手法為怪胎,事後都證明他是正確的。

至於過失,李老亦坦然承認,為文作自我批評,而且逐一列出來,其中包括反右期間沒有保住樂團首席單簧管白哲敏,讓他錯劃成右派。現居香港的白氏耿耿於懷半個世紀,得悉文章後,年近八旬的老人激動得幾乎哭了出來。

艱險年月踏浪前行

作為中央樂團創團團長,李凌除了領導交響樂隊外,還有合唱隊、獨唱獨奏小組、創作組、和有關行政隊伍。奈何在當時所謂「土洋之爭」中,中央樂團作為洋樂隊、洋唱法,帶有原罪。運動一來,首當其衝,李凌為之而「跌倒」,不計其數。這就如著名合唱指揮大師嚴良堃所說:「解放這麼多年他一直是彎着腰幹事業。」1957年反右、1958年下鄉、煉鋼、1963年社教、1965年四清等,李凌竟然能夠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運動中踏浪而進。1959年以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為國慶十周年獻禮,更與到訪的德國德累斯頓樂團同台演出。同年為樂團成員成功爭取在和平里建立美輪美奐的宿舍。兩年後更在長安街六部口購置老戲院,找來清華大學師生幫忙,改建為北京市首座音樂廳。須知當時是三年困難時期,如此成就絕對是「爬起來,再前進」的寫照。

樂團改革

最放心不下合唱團

1980年李凌奉命出任中國音樂學院院長。一次廣州聯歡會上,聽到一位雙十年華的山東姑娘演唱《包楞調》,便對她說:「妳唱得不錯,妳想不想到中國音樂學院學習?」之後更親自到山東,成功安排其調到北京。這便是彭麗媛成為中國第一位聲樂碩士的起源。

談到1996年中央樂團改為中國交響樂團,只留樂隊,不留合唱團。李凌不談對錯,只談他所愛的人才:「好的演員,有功勞的,幾十年埋頭犧牲在那裡......不能一刀切,可以一些一些的進來。」

「大家一團結,一切東西就好辦了。」是李凌訪談的總結。可見經歷風浪的他晚年心境不怨不恨,積極樂觀。唯一讓他放心不下的,是樂團改革被邊緣化的合唱團。「專業合唱藝術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希望合唱學會能掙扎起來作一次復興運動,使全國合唱藝術走上一個重新發展、認真追趕,以期創造出新高峰的道路。」是他最後一次的題字,落筆日期為2003年10月25日。90歲老人受不住心靈創傷。這次跌倒,再起不來,於當年11月3日辭世。

李凌百歲,見證了國家從千年帝制轉折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全過程。但對李凌而言,音樂藝術的追求,永無止境。「音樂上我們還是第三世界國家。要認真埋頭苦幹,能努力到多少就多少。是不是一流,光靠嘴巴是沒用的。」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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