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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文革後復出重返中央樂團當團長。
「跌倒算甚麼，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這是當代新音樂奠基人之一李凌先生的著名短詩《跌倒算甚麼》，創作於1943年陪都重慶，乃受國民政府迫害，激勵士氣之作。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想到，這首詩在接着的幾十年重複應用在他身上，以及由他創立和帶領過的藝術團體。跌跌撞撞的經歷，也許就是二十世紀神州大地音樂發展的寫照。但屹立不倒的，是李先生對藝術和教育的殷切追求，還有他對人文價值的畢生熱愛。
1913年12月6日出生於廣東台山的李凌，今年正好是他百歲冥壽。而本文見報的當天，更是老人百歲的正日。北京五大音樂單位將於下周二、三一連兩天，舉行「跋涉人生--紀念李凌百年誕辰」系列活動，通過音樂會、研討會和圖書首發儀式，紀念這位一生為音樂藝術和音樂工作者吶喊、奔波的樂壇前輩。■文、圖：周光蓁（香港大學）
聯合主辦的五大音樂單位都是李凌生前擔任過職務的，分別是中國文聯、中國音協、中國交響樂團（中央樂團）、中國音樂學院及中央音樂學院。但更多認識李凌的，是受這位被譽為「樂壇伯樂」發現、提拔的眾多音樂家，當然還有受他筆耕幾十年音樂評論文章所滋養的千千萬萬讀者，筆者就是其中之一。
對香港頗有感情
首次看見李凌先生的名字，是在夏威夷大學唸研究院時，東亞圖書館藏書中有他在1940年代主編的《新音樂》雜誌。之後閱覽各期《人民音樂》，赫然讀到1964-65年間對他猛烈攻擊的一系列文章，那是文革巨浪前的波紋。
十多年後，為撰寫中央樂團四十年，慕名北上，拜訪久仰的老團長。可是他家人在電話說李凌患腦溢血，昏迷中。大驚，亦自責來晚了。可是李老以其堅強性格，再一次「爬起來，再前進！」
一年後，2000年的十月金秋，在方莊李家的會面，只能用超現實來形容當刻感受。88高齡的李老精神矍鑠，知道我來自香港，就問我與資深樂評家周凡夫是否親戚等家常。從他的語氣與眼神，可感受到他對曾小住兩年的彈丸香江有很深的感情。他大概對1947-49年期間，在英治香港與馬思聰等人創建中華音樂院、籌辦首演足本《黃河大合唱》，以至《白毛女》等懷着美好的回憶。當得悉我是為寫中央樂團史而來後，一連說了幾個「好」，然後鄭重補充一句：「但你不要寫我，要寫樂團成員、群眾。」
重視人才 創建中央樂團
一小時的訪談，老人娓娓道來樂團一些關鍵事件的來龍去脈。對在1956年一手創建的中央樂團，老人以組建「足球隊」作比喻，「是很慢發展起來的，要求很嚴格」。他引用周總理說：「要辦就要辦好些，有甚麼要求，可以告訴我」。於是他說：訓練足球隊要請巴西的，訓練樂隊就要請德國的。結果中央樂團首任指揮就是德國的戈斯林。
訪談中先生深情地說：「要尊重專家，請好的指揮，沒有一流的指揮，想成一流，不大可能。演員要一流就要努力，不努力不行。」
李老對人才的重視，尤其是指揮，是貫徹始終的。在他1982年從團長退下來前，用盡一切辦法安排接班，包括上書到鄧小平向上海要人。「我總是有個交代，要活着交給他們。不好好留住人才，將來會是犯罪的。」
雖貴為團長幾十年，李凌卻很少用「我」字來談往事，以上的引句是少有的一次，流露出嚴己寬人的君子坦蕩蕩。他畢生追求的，是繁榮我國音樂藝術和所需要的人才，為之創造條件，成為無私為音樂服務的「孺子牛」。
「團結人、不關門 」
李凌曾說文壇巨人魯迅對他影響很大，尤其是「為人生而文藝」這句話，成為他的人生導航。另外教育泰斗陶行知的「社會教育」和育才學校對人才的重視和培訓，都模鑄李凌的愛才若渴。還有陶先生那句名言：「屢敗屢戰」，更為李凌活學活用，而且（不幸的）發揚光大。但對李凌產生最決定性影響的，是周恩來總理。總理1940年在重慶的指示，成為李凌一生的座右銘：「你們要關心他們（指音樂專家），人手愈多愈好，這方面不能關門。」就這樣，李凌銘記總理要善於團結、胸襟寬闊發展與音樂家們的聯繫，簡單來說就是與人為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這三方面--魯迅的文藝人生、陶行知的愛護人才、周總理的團結人、不關門--成為李凌人生的Do-Re-Mi。
此外，李氏有廣東台山音樂之鄉的基因，讓他的血液充滿樂觀的音符，在萬難以至絕望情況下燃點着不息的信念。這也解釋了他豁達的心境，常常掛在燦爛的笑容中。事實上，他歷次遭受圍攻，例如1950年代批評他提倡的輕音樂為靡靡之音、1980年代形容他所支持譚盾等新作曲手法為怪胎，事後都證明他是正確的。
至於過失，李老亦坦然承認，為文作自我批評，而且逐一列出來，其中包括反右期間沒有保住樂團首席單簧管白哲敏，讓他錯劃成右派。現居香港的白氏耿耿於懷半個世紀，得悉文章後，年近八旬的老人激動得幾乎哭了出來。
艱險年月踏浪前行
作為中央樂團創團團長，李凌除了領導交響樂隊外，還有合唱隊、獨唱獨奏小組、創作組、和有關行政隊伍。奈何在當時所謂「土洋之爭」中，中央樂團作為洋樂隊、洋唱法，帶有原罪。運動一來，首當其衝，李凌為之而「跌倒」，不計其數。這就如著名合唱指揮大師嚴良堃所說：「解放這麼多年他一直是彎着腰幹事業。」1957年反右、1958年下鄉、煉鋼、1963年社教、1965年四清等，李凌竟然能夠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運動中踏浪而進。1959年以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為國慶十周年獻禮，更與到訪的德國德累斯頓樂團同台演出。同年為樂團成員成功爭取在和平里建立美輪美奐的宿舍。兩年後更在長安街六部口購置老戲院，找來清華大學師生幫忙，改建為北京市首座音樂廳。須知當時是三年困難時期，如此成就絕對是「爬起來，再前進」的寫照。
樂團改革
最放心不下合唱團
1980年李凌奉命出任中國音樂學院院長。一次廣州聯歡會上，聽到一位雙十年華的山東姑娘演唱《包楞調》，便對她說：「妳唱得不錯，妳想不想到中國音樂學院學習？」之後更親自到山東，成功安排其調到北京。這便是彭麗媛成為中國第一位聲樂碩士的起源。
談到1996年中央樂團改為中國交響樂團，只留樂隊，不留合唱團。李凌不談對錯，只談他所愛的人才：「好的演員，有功勞的，幾十年埋頭犧牲在那裡......不能一刀切，可以一些一些的進來。」
「大家一團結，一切東西就好辦了。」是李凌訪談的總結。可見經歷風浪的他晚年心境不怨不恨，積極樂觀。唯一讓他放心不下的，是樂團改革被邊緣化的合唱團。「專業合唱藝術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希望合唱學會能掙扎起來作一次復興運動，使全國合唱藝術走上一個重新發展、認真追趕，以期創造出新高峰的道路。」是他最後一次的題字，落筆日期為2003年10月25日。90歲老人受不住心靈創傷。這次跌倒，再起不來，於當年11月3日辭世。
李凌百歲，見證了國家從千年帝制轉折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全過程。但對李凌而言，音樂藝術的追求，永無止境。「音樂上我們還是第三世界國家。要認真埋頭苦幹，能努力到多少就多少。是不是一流，光靠嘴巴是沒用的。」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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