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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平 註冊調解員及註冊工程師、民建聯專業事務委員會委員
調解作為一種解決糾紛的方法，首先應用在家庭糾紛上，後來因成效不錯，香港的司法系統便開始研究引入調解作為處理法庭民事案件的另一方法。本港的法庭無論在人手上，法院上，已不敷應付堆積如山的民事訴訟案件了。其實這現象不是香港獨有，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比香港情況更差。曾經聽一來自印度的法律大學教授說過，要完全處理他們當地法院積存的民事案件，大概需要長達三百多年的時間。
成為解決民事糾紛的其中一個方法
香港的情況不至於太嚴重，經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及現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先生的努力，調解已經在香港法律系統下成為解決民事糾紛的其中一個方法。現在一般民事訴訟的程序是必須先進行調解，假如調解不成功才交由法庭作最後的裁判。而香港的調解條例也在2012年1月1日開始正式生效，為調解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法律基礎。使香港成為一個有較佳環境推廣調解的地方。
雖然政府及很多業界人士努力推廣調解，可惜大部分的民事糾紛仍然需要以訴訟的方法解決。現時大部分的調解針對法庭案件進行，這樣會令一般市民誤以為調解員等同律師，調解便是律師工作的一部分。其實調解員除律師外，可以是從事其他行業的專業人士，包括：工程師、醫生、社工、建築師、測量師，或專業行政管理人士等等。只要他們完成了認可的訓練課程及經考核合格後，便可註冊成為認可調解員。現時香港調解員的註冊都是由「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負責的。這機構雖然不是政府機構，但它是香港律政司和業界經多年的努力而獲多方面承認的調解資歷評審機構。
根據調解界別前輩梁海明教授於2014年4月一篇刊登在文匯報的文章，指出現時法庭案件的調解成功率是百分之四十多。雖然已成功為法庭解決一部分堆積的案件，但調解作為解決糾紛的方法則不能算是很成功。而且在其他地方例如土地審裁署，民政署的樓宇管理事務等的調解個案成功率均屬偏低。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調解員的質素，調解的方法，調解的安排，其他支援配合等種種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莫過於當事人仍然未能十分接受以調解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政府及調解業界在宣傳及推廣工作上都做了很多工作，但現實情況是公眾對調解的認識仍然不深，更談不上接受。以調解來解決糾紛是一個新理念，在調解界別內的專業調解員中，筆者也遇見過一些所謂專業人士，當真正遇上爭執衝突時，他們也沒有善用調解的優勢來解決問題。香港在文化及社會意識上，現時還是停留在一個極其「傳統」的狀態。大眾均仰慕大律師的風采，加上傳媒不斷鼓吹「堅持己見」的思想，及良莠不齊的教育機構從業員不斷混淆價值觀，這樣一個社會氣氛下，我們又怎能夠期望普羅大眾去接受一個需要雙方具備同理心，理性地去解決問題的方法呢。
調解要走入社會大眾
無論政府如何努力去創造司法條件，業界如何努力推廣，筆者希望社會還需要有和諧的氣氛及理性環境配合，市民才會情願接受調解。雖然和諧這一個用詞，已經被一些別有用心者，醜化為「河蟹」，但筆者認為這個說法，跟政治沒有直接關係，與最近的政改議題，更是風馬牛不相及。調解員和律師不同，律師是單方面的事主代表；調解員則需要獲得雙方或多方的接受和尊重，才可成功地進行調解會議。律師只要勝了官司便算是成功，社會與他們沒有太多的直接關係。但有能力的調解員則需要利用調解技巧引導當事人，去了解自我理解以外的其他因素，引導當事人認識真正的長遠利益在哪裡。最重要的是，雙贏的解決問題方法，不代表是他們利益的損失。
調解要走出法庭，要走出法律人事系統之外，要走出調解業界之外走入各行各業，走入社會大眾，走入社區，才能說有成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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