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永燦 律師、油尖旺區議員
2014年9月26日晚上，「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及常委羅冠聰3人分別爬過政府總部外的圍欄，進入廣場；在爬欄之前，他們呼籲在政府總部外廣場聚集的群眾參與。黃之鋒及周永康各被裁定一項非法集結罪成，黃被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周被判監禁3星期，緩刑1年。羅冠聰則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成，被判120小時社會服務令。
裁判官於判刑時指出，此案早於「佔領運動」發生，若因後來更激烈的政治事件而判處各被告阻嚇性的刑罰，是對被告不公平。法官認為3人行為雖然魯莽，但並非十分暴力。
「佔中行動」是特殊情況
我認為裁判官於量刑時犯了原則性的錯誤，律政司應該向高等法院申請覆核刑期。因為，有下列理據：
根據1983年香港上訴法院5位資深法官在The Queen v. Lau Chiu-Tak(1984HKLR23)一案所判，律政司對法官判處刑罰的覆核，只能以「究竟所判的刑罰是否明顯地不足夠或過嚴厲或原則性錯誤」為準則，上訴法院指出覆核刑罰的權力乃適用於特殊情況下，讓上級法院必須更正下級法院的錯誤，又指出法庭必須謹記過度輕判罪犯可能鼓勵了其他人干犯同類案件。
2013年1月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和一些人士鼓吹「佔領行動」，包括佔領香港中環主要街道，堵塞馬路，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製造違法行為，然後向警察自首，接受被捕及檢控，承認控罪，目的是形成「道德感染力」，倡議者稱「佔領行動」是「公民抗命」，企圖迫使中央政府改變對《基本法》第45條及附件一（選舉行政長官之辦法）的立場。倡議者表明參與者可能干犯下列罪行：
1、非法集會：50人或以上集會而未有取得不反對通知書，等同非法集會；
2、公眾地方擾亂秩序行為：任何人在為某事情而召開的公眾聚集中作出擾亂秩序行為，或煽惑他人作出此種行為；
3、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者，構成阻街；
4、意圖犯罪而襲擊警察等：一旦參與者與警察發生肢體碰撞，襲取、抗拒或故意阻撓正在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
戴耀廷在一個公開場合聲稱：「叫得公民抗命，便必然違法！」同年6月30日，戴耀廷在《明報》一篇訪問中說：「我們的目標不是要癱瘓(中環)，博拉才是目標。」同年12月，黃之鋒在《明報》發表文章指：「今天我們痛恨民主進程寸進尺退，......請仍在政界活躍的前線和民促會前輩，拿出30年前焚燒基本法反對『查良鏞方案』的氣概，重拾破釜沉舟的覺悟致力破除中央框架。」
被告毫無悔意「博拉」
2013年中開始，倡議者在本港校園向學生灌輸「公民抗命」及「佔領行動」的理念。其後，倡議者預期2014年10月1日成為「佔領行動」的啟動日子。9月22日起「學聯」發動罷課行動，以作配合；9月26日「學民」的支持參與罷課者，他們聚集在政府總部外，黃之鋒向聚集的學生說：「我們現在要奪回公民廣場！」他呼籲「學聯」及「學民」的支持者（主要是年輕學生）衝入政府總部的廣場，在場學生齊聲起哄，蜂擁越欄衝入廣場，廣場被霸佔。
裁判官未有考慮3位被告犯事行為的危害及當時的特殊情況，把有關情況描述為被告關心社會、表達意見。代表黃之鋒的辯方律師向裁判官求情時表明，黃之鋒自2012年已成為活躍社運分子，當日衝入廣場是「集體戰略性決定，意在喚醒港人和平理性示威」，可見裁判官知曉黃之鋒早有衝入廣場的預謀。
此外，黃之鋒於判刑前夕透過facebook直播，透露早前與感化官見面，被問及有否感到後悔及會否再犯，他當時回答說：「我無任何悔意，無做到反而更加後悔。」並向感化官表明「對我來說，公民抗命是我相信的事」，更豪言即使要坐監，他未來仍會「公民抗命」，挑戰現有體制。黃之鋒對干犯此案的罪行全無悔意，裁判官亦已知曉。
罔顧其他學生的安危
3位被告是「佔中」鼓吹者，號召群眾以爬過圍欄方式集體衝入廣場，佔據公共用地，行動帶有高度危險性，可能造成重大傷亡。裁判官於量刑時，指最可能受傷的是被告及「其他參與者」。「其他參與者」之中很多是年輕學生，可能因受被告煽動而爬欄，圖以武力強奪公共用地，實乃嚴重的集體違法行為，始作俑者必須受到嚴懲。對於這些論點，裁判官竟然毫不考慮，實在令人驚訝。
當時，被告罔顧「其他參與者」的安危，其實是自私行為，此類帶領「其他參與者」進入險地之行為，法庭應該以阻嚇性刑罰處理才對。裁判官竟說各被告「若出發點並非只為個人利益或傷害別人，法庭除了要考慮他們的行為及引致的後果外，亦應該採取較為寬容及理解性的態度。」裁判官錯誤地理解案件僅是「非法集會」，忘記被告先聚集人群，然後於集會後留下人群進行「佔領行動」，集體違法，集體「博拉」。
裁判官於量刑時認為，被告行為所引發的激烈政治事件，不應算進被告的罪行 ，故此不應判處阻嚇性刑罰。可是，單從被告領導群眾爬欄佔地之行動，便足以判處具阻嚇性刑罰。裁判官明顯判刑過輕，犯了原則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