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夫朱子文化廣場朱子雕像。 作者提供■ 張桂輝
朱熹（1130-1200），是繼孔子之後最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是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由他「集大成」的宋代理學體系，把中國古代文化推至峰巔。「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這是當代著名歷史學家蔡尚思生前給出的穿透歷史、跨越時空的高度評價。
2016年12月17日，由中央美院院長范迪安指導創作的「朱子雕像」，在武夷山五夫朱子文化廣場揭幕。前幾天，我回到曾經工作過20多年的閩北，乘坐校友劉申文的私家車，從朱熹當年創辦考亭書院的建陽出發，專程來到朱子文化廣場，高23.66米（約71尺）的「朱熹」，就聳立在廣場中央。站在雕像前百米外，我懷着肅穆的心情抬頭凝望，但見青山前、藍天下的朱子雕像，簡樸端莊、和藹可親，較之此前我在其他一些地方見過的朱熹雕像，堪稱「老大」......
足有八層樓高的朱子雕像，面向開闊田野，通體渾然大氣，儀態典雅親和。雕像右手置於胸前，左手握着書卷，雙目平視遠方，既像是在思考問題，又像是在觀察世界，讓人在遠觀與近察中，都能感受朱子學說的博大精深，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想，朱熹故里的人們，所以要把雕像豎得這樣高，除了寓意朱子71歲壽命外，大概還有一層含義，即，讓到訪的八方遊客都仰而視之。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生於福建尤溪，14歲到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定居，在這裡生活了近半個世紀。朱子理學在武夷山萌芽、成熟、流傳。朱熹一生，可謂坎坷--在戰亂中出生成長、在貧困中求教讀書、在逆境中任職施教、在駁難中著述授徒，憂國憂民、殫精竭慮。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所闡發的修養論、人性論、道德學說、生命宇宙觀等，具有普遍的價值意義。不僅對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發揮着積極的作用，而且成為東亞文明的體現和東方思想的代表，被稱為「後孔子主義」，在海內外產生重大的影響。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朱熹雖然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但他一生傾心教育，先後從事教育活動約五十年。朱熹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符合儒學原則的有道德的人，即「明人倫」的人。為此，他在為官期間，先後修建、修復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湘西精舍等三所書院。而據史料記載，與朱熹有關聯的書院、精舍多達50餘所。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採取訪問、交流、題詞、賦詩等多種形式，積極支持和促進許多地方的教育事業，講學足跡，遍及閩、浙、贛、湘、皖等地，為我國封建教育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白鹿洞書院，與應天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合稱「中國四大書院」，享譽海內外。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在九江服役期間，曾經踏訪過白鹿洞書院。前不久，借回廬山探親之機，再次走進這座千古書院，對朱熹與白鹿洞書院有了進一步了解。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軍（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縣）期間，先是向朝廷上書《申修白鹿洞書院狀》，繼而向朝廷奏請書院「洞額」，得到孝宗皇帝欽定後，朱熹不僅親任「洞主」，而且親自講授《中庸》等儒道理學，並制定教規，延聘教師，招收生志，劃撥田產，苦心經營。他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又稱《白鹿洞書院教規》，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部學規。他在長期實踐中所形成的教育思想，對後世影響巨大。其辦學模式為後世所效仿，且傳至日本、韓國及東南亞一帶。
聲名人去後。數百年來，不少名人甚或偉人都給予朱熹高度評價。略舉一二：康熙二十五年（1686），御書「白鹿書院」額，並賜儒家經典；二十八年（1689），康熙親書「學達性天」匾額，賜武夷山紫陽書院；五十一年（1712），詔升朱熹配祀孔廟十二哲之列。而在《御制朱子全書序》中，康熙這個皇帝老兒，一口氣用了四個「非此不能」。他說：「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為一家。」就連孫中山、毛澤東，也對朱熹讚賞有加。1959年，毛澤東邀請張治中將軍一起到上海考察，途中談到朱熹的《楚辭集注》時說：「這是一部好書」；1972年，毛澤東則把《楚辭集注》作為國禮，贈送給來中國訪問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朱熹不單是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文學家，而且還是一位極具崇高民族氣節的愛國主義者。朱熹為官時間不長，但愛國情愫卻很濃。可歎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多以讚賞謳歌朱熹理學思想光芒為主，少有全面客觀宣揚其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這實在有點「厚此薄彼」。朱熹生活在宋金對峙的時代。其不畏權奸、力主抗金的父親朱松，以及學養深厚、品行高潔的「武夷三先生」--劉子翬、劉勉之、胡憲--經常對他灌輸抗金復國的思想，成為他愛國情懷的「源頭活水」，使他對金國入侵深惡痛絕，對金國滅亡北宋的行徑，更是恨之入骨、不共戴天。他不但把金國侵略者比作野獸，而且還盡其所能，通過奏事、講學、書信、銘文等多種途徑和方式，堅持不懈進行抗金鬥爭。古往今來，人們對魏徵「直言進諫」津津樂道、口口相傳。依我之見，朱熹為了復國，真真「犯顏直諫」。淳熙八年（1181），朱熹在授命浙江提舉赴賑災之前，入京面呈《辛丑奏劄》，責問皇上：「土宇何自而復？宗社之仇恥，又何自而雪耶？」淳熙十五年（1188），正在武夷精舍講學著述的朱熹，應詔入朝，他先後向孝宗皇帝呈上《戊申奏劄》、《戊申封事》，直截了當地批評孝宗之所以抗金未果、故土未復，皆因朝廷一味乞和苟安造成的......（詳見《朱文公文集》卷11）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朱熹也有與岳飛同樣的氣概和感慨。在其大量的奏章策論、詩賦文章、言談議論中，都情真意切地表達了自己愛恨分明的思想情緒和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既有對抗金大業未就的無窮遺恨，也有對神聖事業必成的堅定信念，折射出深沉的民族氣節和愛國情感。慶元六年（1200），朱熹在彌留之際，對家人和弟子們喟然歎曰：「某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朱子語類》P133）由此可見，朱熹的愛國精神至死不減。
天色漸晚，還得趕路。在戀別朱子文化廣場的那一刻，我對自己說：朱熹，是一把永不熄滅的文化火炬；朱熹，是一位值得仰視的賢者先哲。有機會，一定要再來拜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