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 楨
早前，前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先生病逝。正是在發叔任內，筆者到局方任義務顧問；出席每月一度的執委會議及各式活動，就城鄉發展、文化保育、青年培養提供粗淺意見。其時發叔年事已高，筆者能夠有幸請益的機會不多；然而，仍然能夠感受到政經、社運各界對老者的尊重。
在故劉皇發主席領導的中後期，鄉議局適應時代及地區的轉變，在傳統宗族領袖之外，引入為數不少的中青年專業人士。同樣地，這批鄉議局新血，有教授、有校長、有建築師、有醫生和環保團體負責人，也不論是否原居民，一律唯才是舉。
在發叔成長、立業的年代，新界的人文和社會面貌，確實由原居民村落為主軸。從戰前到戰後，新界原居民的歷史，亦與南粵人口史、鄉村演變史一脈相承。基於耕地不足、人口壓力，百餘年前我們的先祖就以半工半奴的形式，到美洲、澳洲、歐洲及大大小小的太平洋、大西洋島國，挖運河、開鐵路。逾一個世紀個人及家族的悲歡離合，導致無論回流與否，原居民對國家的認同始終強烈。而這種國族認同，主要表現在文化上和血緣上。
深圳河並非深港原居民的心理界限；河之兩岸都世居寶安縣人。筆者的姑婆，就是從沙頭角嫁到一海之隔的鹽田。這就是1980年代初，故劉皇發主席同時向英女王及國家領導人發公開信，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恢復行使在港主權的文化背景。從一個人到一個族群，如涓涓流水的身份及文化認同，會在重大的政治取捨時驟然顯露。
可以說，無論從地緣上、人文上、血脈上，新界及新界人，也是全球華人網絡的樞紐。發叔及其領導的鄉議局，在確保香港順利回歸，穩定新界民心上，起了歷史作用。而一代人做一代事，未來，鄉議局新領導層，也有足夠的識見與魄力，繼續發揮新界及新界人的樞紐作用；在香港乃至中國對外關係中，起着難以替代的作用。
相對於填海、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如何善用鄉村土地、釋出發展空間，都是政府、鄉議局、各持份者，以及社會各界集思廣益、尋求突破的焦點。近日，荔枝窩復耕、復村，為全港市民提供休閒、勞動、教育好去處的消息，頗為各方樂見。為着香港長遠而平衡發展，部分新界鄉村可參考荔枝窩模式，在政府、社會及商界支持下啟動發展計劃，長遠而言自負盈虧，在經濟發展、文化及環境保育之間取得平衡，成為最實在、最具說服力的本土文化復興。筆者對於荔枝窩計劃樂觀其成，正是基於這種文化期盼，相信這也是發叔及其後來者所樂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