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書翻譯甚佳，內附研究文字。 作者提供黃仲鳴
蒲松齡作《聊齋誌異》前，每日天色未大亮，便攜一大磁罌，內載苦茶，另置煙草，放在大路旁。他則坐於鋪墊，一見過路人，「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
以上所記，見鄒弢《三借廬筆談》。最為矚目是「必強執與語」句。「強」是強行，見可奇的人，就攔之攀談；跟着奉茶或煙，「賄」之而要講故事，記下潤飾加工而成。如是者二十餘載，終成《聊齋》一書。
這是蒲松齡的採訪方法。「強執」、「奉煙贈茶」，務必「暢談乃已」。故《聊齋》故事料多非蒲松齡原創，而是據人所云編撰而成。當然，蒲松齡是先有「主腦」，此即以誌異、狐仙鬼怪為主，然若有好題材，亦不限於此。例如〈王桂菴〉，非狐非仙非鬼，文中只一「怪」，就是夢境成真，但小說主題卻是愛情故事，不能以「怪」來視之，日思夜思，夢而成真，卻有科學根據。又如〈快刀〉一篇，兵士行刑殺盜，刀利而疾，一刀了卻，毋須再砍。盜頭滾落在地，口中猶呼：「好快刀！」這在當年來說，雖云「怪」，但今人有科學考證指出，此事亦有可能。因此，讀《聊齋》，確是賞心樂事。
香港作家中，倪匡對《聊齋》情有獨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倪匡短篇》，收他五篇「聊齋新編」：〈快刀〉、〈美人首〉、〈孫必振〉、〈紅毛氈〉、〈鬼妻〉。後來，我翻查一九五零年代的《工商日報》時，得〈王桂菴〉一篇，始知這是倪匡第一篇改編改寫的聊齋故事。這些「全盤現代化」的小說，可謂之曰「借殼小說」；可惜倪匡沒再繼續寫下去，讀者失望了。我也失望了。
其實，《聊齋》除了說故事外，還反映了那個時代和社會的狀況。蒲松齡的題材除了採訪而得外，還記載了當年的事實。即是，蒲松齡下筆時，所搜集的資料亦甚為豐富。據張雨樓《白話聊齋誌異》書末所附研究文指出，〈地震〉記載了康熙七年的濟南大地震；〈紀災前篇〉記載了康熙四十二年的淄川水災；〈紀災後篇〉記載了康熙四十三年的淄川蟲災；資料十分珍貴。亦有譏刺政治黑暗的篇章如〈促織〉，寫官吏的無道；〈賈奉雉〉寫科場的弊端，等等。蒲松齡的記者之筆，感時諷世，並非如世俗眼中的神怪講古佬那麼簡單。
回頭再說一說，蒲松齡這種採訪法，應不甚恭維，強硬拉扯路人傾談，一定要他「暢談」才止，這就是所謂死纏爛打，必為人所詬病，《三借廬筆談》沒詳細記下其弊處和後果，相信蒲松齡亦有碰釘之時。不過，有茶可喝，有煙可吸，料亦有不少路過者會停下來，接受「訪問」。在這些所得資料中，必有糟粕，蒲松齡整理編寫，文詞典雅而吸引，若落入庸手中，又豈有這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