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張抗抗。受訪者提供對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當代知名作家張抗抗來說，寫作是順其自然的選擇，是解決問題、表達看法、交流分享以獲得快樂的途徑。當知青文學淡出舞台，一代老作家將載譽退場，她也在撲面而來的新生活中，找到了自己新的興趣。而對於新一代的年輕人，她的讚許和擔憂並存，在肯定新作家獨特視角的同時，也擔心在普遍繁重的課業壓力和互聯網時代的影響下，年輕一代接收的文學訊息將更為淺薄和零碎，中西方文化共同缺失的問題或許將以更尖銳的方式暴露出來。■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張抗抗早前來港，以「多情卻被無情惱」為題講座，這句話出自北宋文學家蘇軾的《蝶戀花．春景》，「『問世間情為何物』，這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問題。情是人世間最寶貴的，是文學的藝術和生命。」她認為，我們至今還在談論情為何物，可見情的內涵難以界定，它包括了多個方面，而吸引人的文學作品大多都是與情有關的。「文學是什麼？是蠟燭在燃燒時流淌的一滴滴燭淚。作家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把時間的灰燼保存在文字中，讓它們被讀者心裡的火種再次點燃。」
她還在講座中提到，自己這一代人既沒有接受傳統儒家文化，也沒有系統接受西方人文主義的啟蒙教育，因此缺少感恩之心。隨後，她在接受訪問時補充道，自己接收更多的是西方文學，也是受父母那一代知識分子和激進主義觀點的影響所致，她小時候讀西方童話，後來則開始閱讀俄羅斯文學，當作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所能找到的書籍也多是經典西方文學，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更接收到如拉丁美洲文學、先鋒實驗主義文學等，「在這麼長的時期中，我們都缺少時間對中國文學進行補課，所以在創作理念上，我們也會不自覺地接受西方的人道主義和人文精神。」
讚許與擔憂並存
當被問道，知青文學淡出，知青小說代表作家應作何選擇？張抗抗坦言，當一代知青作家的年紀愈來愈大，關於知青生活的經驗積累總會慢慢耗盡，「但我在《隱形伴侶》之後，已不會將知青年代的故事作為我主要的寫作內容。新的生活不斷撲面而來，我的興趣已進入另一個新階段。當然，在往前走的過程中，我也會時不時地站在新的高度回看那段知青生活，得到更多新的感悟融入創作，但不會佔據主要的位置。我想，其他的知青作家整體也在逐漸退出。現在有這麼多新的優秀作家加入寫作隊伍，他們面對新生活有更多獨特的視角，也有着新的語言系統，對現代題材會有更好的發掘和表達。所以，這種新老作家的交替是必然的。」
但另一方面，對於現時九零後、零零後一代接收文學的情況，她認為：「優秀的一部分會比我們這代人更優秀，但普遍還是感到擔憂。」她發現，在繁重的課業壓力下，新一代接收的文學將更為淺薄和零碎，文學愛好者可能在假期中會讀到一點書，或者在大學後才有機會讀文學書，整體上來說，這樣會很難系統性並行獲取中西方文學，反而更多機會受到商業文學和娛樂文化的衝擊。
十年磨一劍
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出長篇的張抗抗，從2007年開始，十年來都在創作一部百萬字長篇，描述上世紀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心靈歷程。她認為，作家兩至三年完成一部高質量的長篇小說是正常現象，而當有作家認為有一部作品需要耗費十年的時間，便需要一邊研究一邊解決問題，可能是自己的、讀者的，或者是當代歷史的問題，「我的長篇是三卷本，所以平均下來還是三年一本。我有一點遺憾的是，我們的作家寫作速度還是有點快，也可能他們很輕鬆便完成，但這次的長篇對我來說還是很艱難的，因為有很多問題要解決，我因此需要閱讀大量的資料，而百萬字每修改一遍需時半年，十年中我改了六稿。可能作家到了我這個年齡，知道生命時間寶貴，便想磨煉一本真正的好作品。」
雖然創作長篇小說期間，她曾婉拒了不少活動邀請，甚至暫時戒掉了一些個人愛好，但散文和隨筆的創作從未停止。今年四月，她推出了講述父母親情、愛情婚姻、家庭子女的情感散文精選集《回憶找到我》，這也是她首部描寫個人生活的散文集。
而在談及女性主題覺醒時，她表示：「其實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被當作是中性寫作，主角雖然是女性，但寫的卻不是女性問題。那時我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很多，女性問題還不是我主要所關注的，但又不能說我完全沒有女性意識，我小說中女性角色的塑造是獨立進取而情感豐富的，這樣的角色從我幼年開始便始終存在。我家有我和妹妹兩個女孩，從小我們沒有受到過性別歧視，所以對我來說，人人生來平等，女權主義沒有那麼重要。」
隨時代同行
張抗抗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生於浙江杭州，曾上山下鄉赴北大荒鶴立河農場工作八年，1979年被調入黑龍江省作家協會，現為一級作家、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第七、八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字著作權保護協會副會長、國際筆會中國筆會中心副會長，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2009年被聘為國務院參事。她已出版各類文學專著80餘種，曾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優秀中篇小說獎、莊重文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中國女性文學獎及中國版權事業卓越成就獎等。
她表示，自己的寫作脈絡與共和國同行：從1975年的長篇成名作《分界線》；到1979年以短篇《愛的權利》發出第一聲吶喊；再到1986年的知青文學作品《隱形伴侶》，藉描寫知青生活表達自己對人性的認識；直至1995年的長篇小說《赤彤丹朱》，靈感來自於自己父母的經歷，也是她對父輩歷史的重新認識；之後的《情愛畫廊》則聚焦當代生活，也是她對新時代愛情的認識；2002年的《作女》探討了都市女性的慾望，更具有時代氣息。
據她憶述，當年選擇寫作是自然而然的，只需一支筆一本簿，做好心理準備即可開始，無須考慮太多的外在條件，「寫作很艱苦，但也很愉快。解決自己的問題，表達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和別人交流作品，得到讀者的喜愛，這些事會帶來快感。當這些快樂組合起來，便會促使你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再取得新的成績。儘管內地有作家協會這樣一個職業寫作的保障，但寫作對我來說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不是一項職業的選擇。而現代商業社會，選擇寫作還需要考慮謀生的問題，這些有關現實的考量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