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給人的感覺是安靜的。當代小說家阿乙，他的作品疑幻似真，情感卻寫實。他在寫故事，也是在寫人物的性格和氣質。當中國鄉村的性質轉變，當鄉村中他認為有性格有特點的人物消失，鄉村的文學舞台坍塌，他便開始尋找寫作的新出路，這個過程或許曲折，或許要經歷黎明前的漫長黑暗，但他堅信黎明終會到來。■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今年的香港書展已過去兩月有餘，但對阿乙的印象卻始終清晰，他安靜且不擅言辭，答問時卻句句誠懇。他在講座中談「鄉村和農人的消失」，這是他近年所關心和不斷重複提起的話題，而他看待這種消失也如流水般自然。
現居北京的阿乙笑說自己像一個閥門或預言，自從自己和家人從鄉村遷出，這一外遷狂潮從此開始，鄉村的年輕人們爆發出一種出外闖蕩的力量，從未停歇，直到剩下無力外遷的「老弱病殘」。故鄉村莊仍在，卻有了「聊齋」氣息，從為謀生而耕種，到詩意地種花養魚，有錢的村民花幾十萬建新房，卻是出於憂慮和不安的本性，「有個安定的落腳地總是好的，若是死了，棺材總不能停在別人家門口，或者有一天外星人入侵，城市不安全了呢？」無論是對他還是對已外遷的村民，鄉村存在的意義只是為了送葬，送別人，最終也送自己。
描繪鄉村農民的轉變
阿乙提到，賈平凹、閻連科和莫言等作家代表了中國鄉村寫作的高峰，他們筆下的農民有着很重的二十世紀的味道，而自己在小說中所描繪的則是對二十一世紀初中國農民的寫照，「這個時代的農民和前一代有着本質的區別，他們已經完全市場經濟化了，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轉變為對致富概念的重視及以錢為動機而耕作，而我的小說正是講述在這種背景下所產生的故事。」他今年出版的首部長篇小說《早上九點叫醒我》正是寫了一場喧鬧的鄉村葬禮，其中也提到大家對遺產分配的重視程度已遠遠超過對葬禮本身，禮崩樂壞。
他表示，現時社會對成功的定義已被簡化，對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的尊重不復當年，取而代之的卻是對金錢和權力的崇拜。「中國有九成的寫作者還處於掙扎的狀態之中，即使是在世界範圍內來看，也只有少數作家可以將作品兌換為貨幣和影響力，通過寫作而衣食無憂，財政自由。而港台因為讀者基數少，我相信這裡的作家通過寫作謀生是更困難的事情。」
長篇之後開拓新領地
《早上九點叫醒我》也許是阿乙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不僅是他對過去鄉村經驗的大規模徵用，也是巨大精神力的凝結，前後耗時五年，全程投入兩年，他坦言：「對我來說，完成一部長篇小說，無論是前期準備、寫作還是後期修改，都需要很長的時間，我不再有那樣字斟句酌的體能。我寫長篇和短篇時用的是同一種方式，同樣這也是一種代價很高的方式，有時夢到某個場景會立刻起身拿筆記下來，日夜顛倒，一切為寫作讓步，付出了健康的代價，其實這也是一種不懂自控的表現。」他也透露，自己始終有着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夢想，「一不小心」就實現了，「其實這篇動筆時是當做短篇來寫，寫着寫着發現寫不完，成了中篇依然寫不完，最終寫成為了長篇。」
在這之後，他不再着筆寫鄉村，「這部長篇小說傾注了我這些年所有的鄉村經驗，但鄉村的文學舞台已坍塌，而新的舞台還沒有建好，這幾年我也在嘗試摸索一條新的道路，可能是因果報應，鬼怪或誌異，恐怖或懸疑，在其中找到趣味，卻信心不足，不夠樂觀。」他甚至開始憂慮，當AI大數據成功統計了讀者喜好甚或開始寫作時，作為作家的自己會不會失業？直到最近他才找到鼓勵，放下了一部分開闢新道路的文學負擔，決定隨心而寫，一些趣味小故事由此誕生，出版新故事集的計劃同樣在路上，如同第一本書《灰故事》一樣，這也是他尋找新出路的過渡期，是「黎明前的黑暗」，而黎明終會到來。
寫作無分疆界和局限
阿乙原名艾國柱，1976年生，江西瑞昌人，曾當過警察和編輯，現專事寫作。他出版過小說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裡》；單行本《下面，我該幹些什麼》、《模範青年》；隨筆集《寡人》、《陽光猛烈，萬物顯形》等。他曾獲《人民文學》的中篇小說獎及年度青年作家獎，第十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獎，第二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優秀短篇小說作家獎等。
讀阿乙的小說，總是能感到一種「儀式感」，用他的話說，是文字的「排場」要做足，也許有些晦澀難懂，因為他總是賦予文字和段落太多的功能--承擔情節推動，描寫人物性格，顯現人物特徵，「沒有一句話是平白無故地出現，甚至有些用力過猛。」他始終認為，文學沒有疆界和局限性，不應過度談優劣。只要每日堅持寫，不必在意條條框框，時間久了，自然知道文學的尺度在哪裡。
社會在重新洗牌，是好是壞還需專家解釋，作為一個寫作者，他只是講述自己所看到的，人的遭遇。對他來說，寫故鄉的故事可以隨心所欲，信手拈來，正因為投入過真情實感，使他可以很快掌握那些人的心理脈絡。而在網絡小說興起的年代，他並不擔心自己的小說會過時，雖然背景設定在鄉村，但聚焦還是在人性和戲劇衝突，「先鋒和老土的界定在於思想，在我看來，先鋒是『誠實』，『偽善』則是老土，是徒然的廢話和不存在的虛假感情。」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