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書集余英時懷念和研究錢穆的文章，甚是好看。作者提供黃仲鳴
一九六零年代，時屬少年，懵懵懂懂，囫圇吞棗讀了不少書；最迷的是余光中，十分喜愛他的散文，文星出版了他的《掌上雨》、《逍遙遊》、《左手的繆思》，捧之在手，友儕間談個不休。篇章如《下五四的半旗》、《剪斷散文的辮子》等，成為我們從文的口號；有人談起錢穆，便用余氏口吻斥錢為「儒家的鴕鳥」。
至於如何「鴕鳥」法，當年是一知也沒半解。只知錢穆評了莎士比亞，莎迷的余光中不服氣，為文反駁了他。
近日重讀余光中這篇文章，始覺錢穆並非「文學人」、「西洋文學人」，所寫自然有所偏差，但余之謾駡，亦有所偏差。錢先生是「國史大家」，他的得意弟子余英時便說：
「《國史大綱》並不僅僅是直接從第一手史料中鈎玄提要而成，其中同時也充分吸收了現代中國第一流史學家的嶄新創穫，如王國維、梁啟超、夏曾佑、陳寅恪、顧頡剛等。大體上說，錢先生對於近賢新得不但隨時採擇，而且在撰《國史大綱》時更從通史角度另作斟酌，有所調整，然後才寫入書中。所以我一向認為《國史大綱》融貫了從清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新史學的主要成就，錢先生在〈書成自記〉中說：『其時賢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獲』，這是一句千真萬確的話，決非一般客套話。」
余英時雖沒直接反駁余光中的「儒家鴕鳥」之說，但指出：「錢先生雖有明確的價值取向-他信奉儒家的價值系統-但他並不把自己的價值系統（相當於古人所說的『道』或『道統』）直接向我灌輸。」他教導弟子，既是「授業」，還在「解惑」，而「傳道」即在其中。研究學問，何來埋首沙中？
錢穆逝世於一九九零年。余英時投在門下，是一九五零至一九五二年，時香港新亞書院剛成立，學校經營困難，讀書環境不佳；但在錢穆艱苦辦學中，一眾弟子也勤勤勉勉，一九五三年，新亞成立研究所，余英時即「全情」拜入錢門，研究中國史學。後來負笈美國，著作等身，終成一代漢學大家。錢穆逝世後，余英時寫了兩篇悼念文章，一是《猶記風吹水上鱗》，二是《一生為故國招魂》。一年後，台灣的三民書局要余英時編一部紀念錢穆的專刊，余英時尊師念師，遂將上述兩文編入，再加入與錢穆相關的文字，包括四萬字的力作《錢穆與新儒家》，和揭郭沫若掩襲錢穆著作的《〈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繫年〉互校記》，書名就採《猶記風吹水上鱗》，副題「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厚厚一冊，着重分析了錢穆與五四主流派、馬克思主義派、新儒家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極見余英時功力，也可窺余英時對老師學問的洞識。至於余光中所指為「儒家鴕鳥」，應是未深入研究錢學，只是據錢一篇文章而下的斷語，當然是不足為法。
余光中起了這稱號，幾十年了，應該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