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健在電影中傾注了自己對冼星海的情感。主辦方提供作為一部電影的策劃人來說，沈健的商業意味很淡。他在敘述電影《音樂家》（講述冼星海故事）的產生過程中，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一種比較感性的表達方式，帶了不少屬於自己個人的情感色彩，幾近沒有一般商人置身事外的作風。誠然，沈健多次強調自己並非電影商人，他是一個為中國電影搖旗的普通從業者，也是為中國電影「做夢」的人。對他而言，電影是多元文化的載體，是文化交流和探索的方式，也同樣肩負着傳承文化的使命。■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自2000年，沈健開始涉足電影行業，策劃創辦了電視節目《世界電影之旅》，於中央電視台播放，這個節目讓沈健與哈薩克斯坦電影結了緣。2013年，沈健在一場「一帶一路」的論壇中聽到這樣一個故事：在1941年，中國著名的音樂家冼星海輾轉去到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生活潦倒於異地，被當地音樂家拜卡達莫夫施援，直到1945年病逝。
這個故事對於沈健來說有雙重的引導，在時間線索上指向兩個重要的過去：其一是冼星海所創作的一系列歌曲包括《黃河大合唱》，在他少年時期的合唱生涯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即便到了現在每每聽到也心潮澎湃；其二則是在製作《世界電影之旅》的節目期間，他多次造訪哈薩克斯坦，知道那裡有一條以冼星海命名的街道，顯示這位中國音樂家對於哈薩克斯坦的深遠影響，也了解了不少關於哈薩克斯坦電影的文化。這交錯的印記給他帶來了好奇和靈感：關於冼星海的電影有的是，為什麼沒有這麼一段流離的過去呢？
「駕着小舢板」籌備電影
沈健決定着手籌備這一部電影，那已經是五年多以前的事情了。沈健形容一開始的這個舉動為「駕着一個小舢板」，因為當他把這個想法告訴團隊和身邊的朋友時，遭遇到了几乎一邊倒的質疑：「拍這種類型的電影太冒險，有幾個觀眾會對冼星海感興趣？」但沈健毅然決然地回應：「你們不做我自己來做。」他說：「從小船上只有我一個人，我一個接着說服一個，最後這艘大船上的人變得很多，可以乘風破浪，一路前行。」從一個念頭開始，慢慢得到了支持，並經過哈薩克斯坦國家電影集團的引見，前往哈薩克斯坦並見到了拜卡達莫夫的親人-曾在童年時見過冼星海本人的卡利婭。
一點一點地搜集資料，從點滴到片狀，再慢慢連成句子，變成段落，最後有了一個完整的劇本。經歷過從無到有的人大概才會知道，這一切是多麼來之不易，而當成功來了的時候，又有多麼讓人歡欣雀躍。時間太長了，過程太繁複了，沈健在陳述這一切的時候，已經相當平靜。
電影是文化間的交接
電影對於沈健來說是什麼呢？「電影是交流的最好的一種方式，首先它是多元文化的載體，從電影發明以來，就成為一種探索的方式。沒去過的地方、國家，通過電影，你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認知，我們小時候很閉塞，可是通過有限的外國電影，我們慢慢去了解這個世界，開闊了眼界。」他說。
《音樂家》這個項目啟動之後，便不僅僅是屬於沈健一個人的事情了。由於電影講述的是冼星海生命中最後幾年在哈薩克斯坦的生活，與當地人民的互動，這就意味着，對這部電影有着濃烈期待與感情的，還有在哈薩克斯坦的半個劇組，甚至整個哈薩克斯坦的人民。
事實上，沈健所做的事情，是在一部商業電影中夾帶私活，與其說《音樂家》是一部電影，更不如形容它為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電影人合力為共有的一位偉大音樂家寫下的最後篇章，中間飽含着沈健自己、甚至兩國為此傾注心力的人們對冼星海的一片深情的緬懷。更重要的，便是沈健自己對冼星海的情感，「他對我來說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熟悉在於我們大家都聽他的音樂長大，知道他的偉大，陌生在於他的一生太短暫和曲折了，其中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被我們挖掘和了解。」他說。
感動於兩國團隊的付出
在創作期間，哈薩克斯坦方派出了他們炙手可熱的導演和演員，使得《音樂家》在哈薩克斯坦當地也保持了極高的話題度，「他們不在乎頭銜、不在乎報酬和署名，就是想加入這件事情裡面來，他們的態度和舉動是特別讓人感動的。」沈健說。除此之外，兩地劇組從策劃到編劇、一路走到正式拍攝，都跨越了語言和文化的障礙，難度之高，不言而喻。「我們光是劇本就花了大概兩年多的時間，但是在過程中我們實現了相互了解，」他說，「其實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就是基於這樣的逐漸了解，才會有交情。」
關於工作人員的付出，沈健感到驕傲，也很動情：「想起他們的辛勞與付出，我就希望電影能夠得到最好的呈現，這樣才對得起所有付出過、支持這部電影的人。」
中方演員胡軍的加入也讓沈健十分歡欣。在最初邀請胡軍加入劇組飾演主角冼星海的時候，胡軍還並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空餘的檔期去接這部電影，沈健說：「當他回家告訴自己父母之後，他們立刻要求胡軍必須接下這個角色。因為在老一輩人的心中，冼星海是個極偉大的音樂家，給自己的祖國帶去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