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波 正思香港總裁
香港並不是一開始就奉行「小政府」理念、崇尚自由市場萬能，麥理浩治港十年無疑是大有為政府的年代。歷史的弔詭在於，香港回歸的進程恰恰與新自由主義征戰全球的進程相重疊，而進入後冷戰時期，香港更從後過渡期開始成為美國精英刻意打造的「華盛頓共識」樣板間。香港因它而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近水樓台先得月，成為金融、貿易、物流中心；香港也因它而病，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社會矛盾不斷深化。
當美國被譏諷如今已變成「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當西方有良知的學者不斷聲討新自由主義之害，香港的知識精英們卻似乎置若罔聞，從未認真清算新自由主義。香港從來不乏左翼勢力，但是整個主流社會卻似乎對於階層對立、族群撕裂，對於社會危機日益迫近，始終無感。這才是香港要面對的真正危機，輿論場上熱議的土地房屋問題，其實不過是這種嚴峻的社會危機在「住」這個層面上的集中體現而已。
政府公共治理能力面臨時代挑戰
應對社會治理危機，顯然不是實行普選、增加政權認同性就能夠萬事大吉的，真正要提升的是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遺憾的是，「港人治港」23年以來，愈來愈面臨着治理能力的巨大挑戰。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政府問責團隊其實一直勇於任事，應對表現也中規中矩，卻始終飽受輿論壓力，其中固然不乏為反而反的聲音，但是仔細聆聽之下，會發覺很多批評亦不無道理。原因何在？這是公務員訓練有素的程序作業與一個不確定性的時代之間的強烈反差，也是傳統的精英治理方式與選舉社會和社交媒體時代民意的巨大落差。當不確定性成為唯一的確定性，當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廣為普及，再抱殘守缺，固守昔日的成功之道而不知因變應變，勢必被動挨打，權威日漸削弱。
治理能力與社會矛盾之間的張力，最終演化為激烈的街頭運動。過去十年間，香港的街頭運動不斷激進化，以2010年元月包圍立法會大樓的「反高鐵運動」為起點，動員頻率越來越高，參與規模越來越大，對抗程度越來越強，最終在2019年的「修例風暴」中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這個高峰至少具體體現於三個層面：規模大--出現號稱百萬人參與的遊行、被捕暴徒超過7,000人；頻率高--幾乎每個周末都有暴亂甚至多場暴亂，持續半年有餘，至今不僅未消，還將捲土重來；烈度強--暴徒告別了冷兵器時代，大量自製汽油彈和燃燒彈，更試圖使用槍械襲警，警方剛剛繳獲的炸藥數以噸計，這意味着香港的街頭暴亂進入了火器時代。本土恐怖主義的威脅已經實實在在地現身社區，誰也不能再像鴕鳥一樣視而不見。
走出危機需港人形成危機共識
百年未有大變局下香港國際角色遽變所帶來的地緣政治衝擊，新自由主義長期裂解社會治理肌體而導致的貧富分化加劇，政府公共治理在選舉與社交媒體雙重壓力下且戰且退，無法有效緩和社會矛盾，激進勢力順勢極速膨脹，形成危害社會穩定的重磅「定時炸彈」。這一系列因素的疊加，方是香港今日乃至中長期所必須要小心面對的真正危機。必須看到的是，四十年間，內地香港兩地競爭力此消彼長，昔日的心結與恐懼並未真正消融，當被長年塑造的社會期望落空，巨大心理落差出現，因應政治較量的需要，恐懼被不斷放大，並一步步演變為認同危機，政治博弈的主題也從民主政制之爭逆轉為身份認同政治之亂。
賈德．戴蒙在新著《動盪》（Upheaval）中比照影響個人危機結果的12項相關因素，相應地提出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12項相關因素，而排在第一位就是「國人對於國家陷於危機中的共識」。只有形成整個社會對於危機的共識，才能真正走出危機。香港人形成了這樣的危機共識嗎？ （續昨日，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