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 陽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協會成員
從去年的社會動盪，到今年突如其來的疫情，使得整個香港社會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民眾與政府之間如何重拾信任和信心上。我認為，香港既不需要抱殘守缺的「口號派」，也不需要為反對而反對的「投機派」，香港需要新一代的實幹派，需要搶抓後疫情時代的發展機遇，在發展中解決香港的經濟結構問題。
新一代的「歷史分界線」之所以將「實幹派」冠以「新一代」的定位，是因為新冠疫情並非單單是一場公共衞生領域的危機，而是一座世界歷史的分水嶺。美國學者湯瑪斯．弗里德曼在其新作中提出疫情是「我們歷史的分界線」，他把歷史分為「新冠前世界」與「新冠後世界」。
本來，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作為世界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更應該對重大突發事件帶來的經濟模式、商業邏輯等方面的深刻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經濟生活變化，有敏感的分析判斷和創新應對，從而在新一輪的發展中把握先機。
但是，如今的香港社會以「政治」為先導，各方力量之間信任度不高，導致「集中精力辦大事辦好事」成了奢望，一向在商言商的資本實體，也在社會的政治角力中，麻木了本應敏銳的商業神經。這是香港社會發展病態的重要根源。沒有經濟，就沒有城市發展，更談不上改善民生。
新一代實幹派，一定首先是「聚焦發展、少談主義」的實幹派，不是專注於「顏色為先」，而是專注於市場，專注於商機，專注於產業結構調整，讓整個城市孕育出更多創造價值、創造財富的企業家。
後疫情時代的機遇何在？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歐美各國基於本國製造業空心化現象對國家安全的危害，紛紛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的調整，逆全球化加劇。這意味着，誰掌握了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誰就掌控了世界。
香港的經濟發展，應該從兩個方面捕捉後疫情時代的機遇：
一是在全球供應鏈距離縮短、區域化一體化的趨勢中，香港要尋找自身能夠去參與包括中國內地在內的「補鏈」、「固鏈」和「強鏈」的環節。
中國內地是一個大市場，也是一個「內循環」。香港的金融服務、法律服務，完全可以作為中國經濟「強鏈」的重要一環。此外，香港科研體系也可為內地的龐大製造業提供香港智慧。
疫情之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會加快重啟進程，香港可以選擇投資回報比較好的項目，重點參與，融入其中，善用「兩制之利」，成為全球資源整合者以及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供給者。
二是進一步重視科技創新，特別是與疫情有關的產業，如醫藥研發、健康產業、線上辦公、線上消費等。全球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疫情爆發後，以Zoom為例，其活躍用戶在短短3個月內，從1,000萬人增長到2億人，增長了20倍。疫情加速催生新業態和新模式，這其中最關鍵因素就是科技創新。香港社會應該注重培養和扶持一批科技含量高、線上布局早、數字化強的行業和企業，相信疫情過後，全球線上消費將更加普及，逐步成為消費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