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香港淪陷，張愛玲當時正在香港。 資料圖片■郭詩詠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2020年是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也是新冠疫情導致全球停擺的一年。在這樣的例外狀態中，重讀張愛玲寫戰爭的作品，不免再次驚訝於歷史微妙的重複。
我們都知道，在《傾城之戀》裏，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蘇的婚姻；而一場太平洋戰爭，又何嘗沒有成全了張愛玲的創作？1940年代，在戰爭陰影下，日常生活裏充滿了「非常」和「無常」，致使張愛玲的思想背景裏總有一重「惘惘的威脅」。在她筆下，文明的毀滅、死亡的荒謬、絕對的孤獨，以及人性的自私，都構成了她作品中獨特的蒼涼美學。
1941年聖誕，香港淪陷，張愛玲和朋友炎櫻都在香港。她們親身經歷了香港淪陷，但她們的反應卻與一般人不太一樣：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琳，裏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這段文字的經典解釋，就是戰爭剝淨了所有，暴露出食色才是人性。走長途踐約去吃不好吃的冰淇淋，大概就是嘗試在苦中尋一點感官上的愉快，並且在百無聊賴中找點事情做。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裏就坦言：「人是活在一個時代裏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的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
我一直都這麼理解二人的「反常」，然而事到如今，忽然悟到，她們才是「日常」吧？在戰爭的例外狀態中，想吃杯雪糕也顯得奇怪，而誰都沒想起的是，那本來就是少女的生活日常。正是「例外」本身讓人失去正常生活的條件，如此看來，兩位少女踏着頹垣敗瓦的身影，忽爾有了幾分卑微抵抗的姿態。自欺是有，自我更甚，但每個人都總有自己的方法，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被例外打擾。
同樣是淪陷，張愛玲到底還是指出了上海和香港的不同。「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着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吧？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
其實，當你能立在屍首旁邊吃小吃，涵養什麼的，已經不成問題了。在這點上重提涵養，祖師奶奶確是能夠在例外中把她的正常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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