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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濤
華爾街金融危機很可能正在演變成一場百年以來最為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不過，對於各國領導人而言，他們遠比1930年代美國的羅斯福和英國的麥克唐納等人幸運得多。受惠於GATT/WTO這一全球多邊貿易機制，以及戰後跨國資本的自由流動，類似30年代赤裸裸的全球關稅保護大戰再度發生的風險相對降低。
財政政策成各國應對危機首選
面對即將到來的經濟蕭條和通貨緊縮，綜合運用擴張型財政政策與寬鬆貨幣政策來應對已成為當下的普遍共識。不過，鑒於2008年下半年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彈藥消耗過猛，目前無論是從政策手段還是實際效果上來看，已是捉襟見肘。因此，財政政策很可能獨自挑起大樑，將成為2009年的絕對主角。
2009年1月，美國新當選總統奧巴馬宣佈在其總額高達7750億美元的一攬子財政刺激方案中，除原先公佈的擴大政府支出項目外，還將包括3100億美元的減稅計劃，規模佔總方案的40%。顯然，這已不是奧巴馬第一次做出這種修正了。短短兩個月內，我們看到，奧巴馬版的救市方案從一個試圖以所謂「綠色產業」計劃就創造500萬就業崗位的烏托邦式草圖，發展到以擴大基礎設施、實現互聯網升級換代和新能源、循環經濟並重的可行方案，再到把大規模減稅囊括在內，表明奧巴馬及其團隊正不斷根據實際情況，積極校準政策思路。
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對於不良資產紓困計劃(TARP)，還是7750億美元一攬子方案，都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徵，即美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非常務實靈活，善於學習他國所長。例如，在TARP計劃之前，美國救助金融機構的思路主要是收購問題資產，但當美國看到這一做法暴露出成本高、見效慢等弊端時，便迅速引入了英國的成功經驗，將部分資金直接向金融機構注資，通過補充資本充足率，增強其抵禦風險的能力。
而中國大手筆的4萬億財政刺激方案對美國顯然也不無啟示。自羅斯福和艾森豪威爾總統之後，在其後數十年間，美國政府大規模向基礎設施來拉動經濟的情況實屬罕見。與美國等國相比，中國的4萬億元主要體現在公共投資項目上，雖然也不乏通過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和提高出口退稅等方式來減輕企業稅負的辦法，但總的看來，片面強調政府主導投資的思維依然未變，特別是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力度顯然不夠，基本上只是繼續執行暫免徵收儲蓄存款和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稅、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及單邊徵收等已有政策。而一些更為靈活多樣的財政刺激政策，例如對低收入居民發放消費券，僅有極少數地方政府在試行。
互通有益經驗 共克金融海嘯
筆者認為，正如美國積極向英國、中國等國學習一樣，中國在實行財政政策時也不妨放下身段，向美國或其他國家借鑒一些治理危機的有益思路：
首先，政策目標應從單純的保GDP增長轉向明確具體的新增就業崗位數。自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保增長和保就業成為了兩個最時髦的口號。一方面，兩者的確有一定的正相關性，增長上去了，就業通常也會有所提高；但另一方面，兩者又不完全是一回事。特別是對於地方政府而言，造GDP數字不難，創造實實在在的就業崗位卻未必容易。
當然，兩國政策思路上的差別可能是更為複雜的政治、經濟等因素所決定，不過也或許僅僅是習慣做法導致的路徑依賴使然。不過，一個公認的事實是，與美國去年12月份7.2%的失業率相比，中國的真實失業率要遠遠高於官方公佈的城鎮登記失業率。認真統計和公開承認失業人數需要極大的勇氣，但這正是邁向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其次，政策手段要靈活多樣，更要敢於不斷試錯。與七十多年前的羅斯福相比，模式化思維卻還在禁錮著中國眾多學者的頭腦，如認為減稅和消費券只是替代了原有的貨幣消費，對於拉動消費和GDP增長效果並不顯著，因而對蒙代爾呼籲中國政府發放消費券和減稅的建議嗤之以鼻。
事實上，從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角度看，財政政策具體採取何種手段為宜，是擴大政府支出、增加轉移支付還是減稅一直存在爭議。例如，根據傳統的凱恩斯模型，一般認為美國政府支出的乘數效應在1-1.4左右，遠遠高於減稅的乘數效應；但奧巴馬新任命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里斯蒂娜．羅默2007年的研究卻表明，減稅可以通過改變資產價格的相對變化促進資本投資，其乘數效應高達3。因此，在我們不確定掌握了絕對真理的情況下，實行多樣化的財政政策手段更為可取。
目前，除中美之外，歐盟、日本、印度、俄羅斯、韓國等國也實行了規模不等的財政刺激方案，儘管各自側重點不完全一樣，但可以肯定的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已傾向於實行多樣化的財政政策，而非僅僅抱住減稅或擴大政府支出中的一端不放。
歷史或將證明，在這次百年一遇的全球經濟危機中，任何墨守陳規的教條主義和抱殘守缺的經驗主義注定都將坐失良機，付出沉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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