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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武 時事評論員
美國傳統基金會日前公布，本港連續十五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得分更高達90分，進一步拋離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相反歐美不少先進國家得分卻錄得倒退，令到本港最自由城市的美名更是當之無愧。然而，連續15年取得最自由城市真的值得港人彈冠相慶嗎？最自由城市的內涵究竟是什麼，香港因此得到了什麼？在現時經濟不景下，維持高的自由度是否有助抵禦金融海嘯，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已經發表了15年，香港至今一直保持冠軍，成績得來不易。這個依據阿當．史密斯的理論架構所編制的指數，指出香港在投資、金融自由方面傲視全球，營商、貨幣自由及產權保障方面亦是世界前十名，完全符合指數對於自由城市的要求，難怪以故的貨幣經濟學宗師佛利民過去亦高調讚賞本港的成就。
最自由城市的不足
固然，本港資金、人員自由進出；通訊、交通先進便利；營商方面等優勢，讓本港多年來充分吸納了四方資金人才，逐漸由小漁村發展成今日國際金融中心的規模，成就不容置疑。但同時，自由度高亦為本港的發展帶來妨礙。首先，是過度的自由令到市場出現壟斷，尤其是不少與民生有關的行業，壟斷情況更為嚴重。著名經濟學家奈特在《競爭的倫理》中說過：「最大的謬誤莫過於把自由和自由競爭混為一談」。這個說法完全可套用在本港社會，本港自由確實是自由，但不代表市場有足夠的競爭，電力等民生有關的市場大多處於壟斷狀態，但多年來政府的不聞不問，過去本港開放電訊市場的成效雖然有目共睹，但政府不敢再跨雷池半步，令到自由成為壟斷的最好藉口。
其二是自由讓政府缺乏大視野，缺乏前瞻性的規劃方向。過去港英時期，由於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政府不會主動規劃未來，尚可理解。但回歸之後，港人治港，前任特首董建華雖然作出不少鴻圖大計，但大多失敗告終，其中固然與思慮不同、執行不力有關，但政府不少官員仍然死抱「積極不干預」思想，抗拒任何的長遠規劃，坐待時機，卻是令到本港社會愈趨短視的一個原因，由於政府缺乏未來發展藍圖，港人自然專注於炒樓炒股，牛市日進千金，金融海嘯爆發，一切立時化為烏有。由於政府經常強調本港是最自由城市，變相是讓政府將規劃長遠的責任推開，令本港至今仍未找到推動經濟轉型的火車頭，而只是死守著最自由城市的虛銜。
各國競相干預市場
自金融海嘯襲來後，各國政府莫不大手干預市場，英國首相白高敦更直接注資入股銀行，變相將銀行國有化，以免金融市場崩塌，這種「離經叛道」的行為反為他贏得救市英雄的稱號，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美國先以公帑買入問題資產，再源源不絕的注資各金融機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覺今是而昨非，忘記了其通脹預期的理論，大手減息印鈔票，免卻美國經濟沒頂之災。這些政府干預行為都是西方主流的自由經濟學所深惡痛絕，但各國政府為應對這場百年一遇的海嘯，都紛紛放棄陳規，積極伸出有形之手，為市場撥亂反正。
這亦解釋了何以今年本港的自由度進一步拋離競爭對手，就是因為各國都採取積極經濟政策，拯救經濟，政府介入增多，自由度指數自然相繼下降，但問題是何以本港的自由度仍然是一枝獨秀，是金融海嘯與我們無關，還是政府認為經濟自由足以帶領本港渡過困難，當然這些都是否定的。市民經常批評的是政府缺乏大動作刺激經濟，是做得太少，不是做得太多，是希望政府多作干預，而不是維護什麼自由城市桂冠。01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Stiglitz)指出，金融海嘯正徹底改變自由市場的觀點，目前經濟危機表明，市場無法自行運作良好。是的，全世界也在變了，香港卻沒有變，仍是過往的一套，如何應對海嘯，迎接未來，這問題值得各界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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