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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貴
在玻璃未進入中國之前，我們的先人曾經歷過以清水為鏡、以瓦石為鏡、以鑄銅為鏡三個階段。用銅鑄造的鏡子，稱作「鑒」。《紅樓夢》中提到的那個「風月寶鑒」，不過是一面被妖魔化了的銅鏡而已。因為鏡子具有參詳對照功能，所以古人常常用它說事。東漢荀悅提出君子有三鑒：「鑒乎古，鑒乎人，鑒乎鏡。」到了唐太宗那裡，這三鑒又有了新發展，所謂「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自此而後，把歷史看作鏡子，幾乎成了我們讀史的常識。為好玩而讀史的人固然也有，但玩過之後，有意無意間也會與現實相比照。
國人之啟蒙，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不是始於童話而是史話。過去的孩子，從父母那裡聽到的大多是益智的歷史故事，而很少是甜蜜如夢的童話；私塾的蒙訓教材中，大約是沒有童話的。即便在我記事時，耳邊聽到的除了民俗和神話外，更多的也是歷史故事。一部《三字經》，通篇開列的盡是歷史故事。至於成語辭典中有多少歷史典故的成份，更是數也數不清。難怪有人把中國人與猶太人並列為兩個最重視歷史的民族。
直到今天，這種現象仍然保持著一定的熱度。只要看看影院的海報、熒屏的預告、書店的貨架，再到大學或社區裡聽聽那些叫座的名家演講，你就會明白此言非虛。央視的百家講壇一度那麼火，並出現了像易中天、紀連海等一批有fans追捧的「明星學者」、「學術超男」，多多少少也與說古講史有關。
為何會產生這種現象，並一直延續至今，這與我們看待歷史的態度有關。通俗一點說，是因為歷史對我們有用。一部人類發展史，其中確實有我們值得遵循的規律和值得借鑒的經驗。作為先人經驗教訓的總匯，歷史就像鏡子一樣，可以鑒往知來，觀古明今。其中，經驗可以用來參照效仿，不必再耗嘗試的精力；教訓能夠用來規避風險，不必再犯過去的錯誤。口頭上抑或是書面中，人們之所以每每提及「古話說」、「常言道」，就是以古訓為規範，用來警示自己，曉諭別人。把歷史看作鏡子，從而知榮辱、端品行、明是非、看得失、論成敗的做法，凸顯出中國人讀史的功利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功利性取向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整個國家都看重歷史。由於歷史關係到整個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弘揚，編史、修史便不再是個體行為，而是作為立國之大事。以至於從很早開始，就由國家來設置專門的機構和史官進行操控和管理。信而有徵的歷史記載可上溯到春秋，大膽一點推斷，可能始於商周。這也充分說明，歷史的重要性在中國，於數千年前就已經上升到公共建設的層面了。官方的重視程度如此，民間對讀史、學史的熱情就可想而知了。
借助歷史這面鏡子，廣閱歷、長見識、增智慧，乃至知人論世，並不是一件壞事。但是，歷史這面鏡子果真像日常生活照鏡子那麼靈便自如、簡單好用嗎？
歷史演變的因果關係，畢竟不同於科學實驗。歷史不是數理化給定的公式，既不可能完全拿來解釋現實問題，更不可能完全拿來解決現實問題。歷史這面鏡子中的影像大多已經基本定格，而現實社會正處於不停的流變中，每天都有可能發生新的事物。
其次，歷史具有兩面性。譬如，在宋史中，打敗仗、丟土地、賠銀襾幾乎成了家常便飯，讀過之後，滿眼盡是屈辱和悲憤，最傷民族自尊。但正是在這樣一個積弱不振的朝代，市井發達，文化繁榮，老百姓的生活相當平靜和富庶，詩化的人文生態更是令人神往。別的毋須鋪陳，僅看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序中那不到600字的描繪，就足以讓我們領略到宋人的生活是多麼滋潤，以至於有人大呼「我願生活在宋朝」！一部宋史，如同《紅樓夢》中的「風月寶鑒」，可以說是憂患與閒適並存，衰微與輝煌同在。
再者，也不是所有史實都能用來作鏡子的。在浩繁的歷史卷牒中，常常是真相與偽詐、精華與糟粕、真理與謬誤混雜在一起。對於普通讀史者來說，不可能披沙揀金，一一地去辨識考證。過多的經驗，有取用不竭的好處，也有不知所從的抵牾。有點像服用滋補藥品一樣，在吸取營養的同時，還要警惕其毒副作用。作為經驗教訓的歷史，即便是經過前人的去蕪存菁，那也是通過文字語言的化約和結晶才傳到我們手中的，要感同身受地加以體認和轉換，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通俗一點說，拿過去的鑰匙解現在的鎖、開未來的門，不是不可為，而是不易為。
清代吳若華在《新磨古鏡》中吟道：「閱古興亡疑有眼，辨人好醜總有聲。玉台妝罷時時拂，莫使浮塵又暗生。」這首詩作，借「妝罷時拂鏡」勸誡世人不要讓浮塵遮蔽了自己視線的用意是好的，但無論修史、治史還是教史、讀史，完全抱著實用主義的態度，就恐非所宜了。在博大精深的歷史遺產面前，學以致用，引以為鑒，這只是讀史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意義。在不經意中享受樂趣，在無意識中營養身心，未必不是一種優雅的讀史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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