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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香港正處於重大轉變的前夜。香港與內地關係、特區與中央關係、香港經濟轉型、香港構建合理的管治架構等等，都面臨「重大轉變」。「重大轉變」也就是「改革」。「改革」既要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基本框架之內，又要謀求盡可能豐富的創意。
美國三大汽車商有兩家已相繼破產重組——佳士拿（亦譯「克萊斯勒」）於2009年4月30日被美國政府宣佈破產重組；接着，6月1日，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宣佈破產重組。美國汽車工業進入歷史性變革。
還在5個多月前，2008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動用七千億美元的金融救援基金的一部分拯救通用、佳士拿。當時，已當選而未就任的下任總統奧巴馬是竭力要求布什向陷入困境的汽車業巨頭援之以手的。當然，有關拯救不是沒有條件的，條件是，有關企業必須在2009年3月31日前提出以自立為目標的改革計劃。
奧巴馬就職後，敦促有關企業履行承諾盡快制訂改革方案，甚至在2009年3月31日限期屆滿前夕，「逼」通用汽車總裁辭職以表達美國政府要求美國汽車業改革的意志；同時，分別給予佳士拿和通用寬限期來制訂改革計劃。然而，有關企業提交美國政府的改革方案無法令後者滿意，遂不得不先後進入破產重組。
美汽車工業進入歷史性變革
《紐約時報》曾經發表該報記者的一篇報道，披露白宮作出讓佳士拿破產重組決定的過程。奧巴馬反覆問一個問題：不讓佳士拿破產是否等於其繼續生產不環保的汽車？當他向美國國會若干資深議員透露欲讓佳士拿破產重組的意向時，後者以為是總統先生「恐嚇」佳士拿的策略。奧巴馬即刻澄清，他是真想那樣做。
奧巴馬在2008年12月要求布什出手救美國汽車業巨頭時的主要理由是，若聽任它們倒閉，則將失去300萬個職位。當時距雷曼兄弟破產不足兩個月，美國金融市場風聲鶴唳，美國社會人心浮動；如果作為美國實體經濟支柱之一的汽車工業再陷入危機，則將觸發金融市場更大危機並引起社會更嚴重不安。概言之，當其時也，「穩定」至上，不僅必須救花旗和AIG，而且必須救通用和佳士拿。
然而，即便為了「穩定當下」而必須救佳士拿、通用，美國政府也不是沒有原則地一味投放金錢，而是以必須在一定期限內提出改革計劃為條件，亦即把「穩定」與「改革」相結合。
「改革」難，因為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改革。歷史一再證明：既得利益集團越強大，積習便越沉重，從而，最終不得不改革的任務也就越艱巨；而改革也必定是由外部力量推動，不可能由既得利益集團自覺開啟。這就是為何奧巴馬政府必須出手「逼退」通用總裁，並「退回」佳士拿所制訂的改革方案的道理。
「寬限」是為了爭取佳士拿和通用能自覺改革。在美國政府強大壓力下，有關企業的既得利益集團也的確做了一定妥協。但是，很不夠。於是，奧巴馬政府終於下狠手，讓兩家美國汽車工業巨頭走上破產重組的路。
對於有關企業，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不二抉擇。對於美國汽車工業，這是迎接21世紀全球同業競爭並配合人類應對氣候變化而無法迴避的「鳳凰涅槃」。奧巴馬在5個多月前力主美國政府救汽車業巨頭是對的，而今，下決心促使美國汽車業改革振興也是對的。
把握「穩定」與「改革」平衡
這是「穩定」至上向「改革」至上的轉移。因為，美國金融和經濟的確出現了「復甦的綠芽」和「希望的微光」。在「當下穩定」已有保證的背景下，必須為「長久穩定」而實施「改革」。奧巴馬能這樣做，顯露成熟政治家本色。
在名之曰「香江透視」的專欄中，寫以上那一番文字，自然不止於向讀者介紹美國政府處理美國汽車業的經驗。「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如何把握「穩定」與「改革」之間的關係以達至二者「平衡」，在當前，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尤為重要。為何2008年7月、2009年2月、2009年5月特區政府在不足一年內三次「派糖」都無法爭取香港社會各界的足夠理解和支持？原因之一便是，特區政府偏重「當下穩定」而忽略「長遠穩定」所必需的「改革」。
香港正處於重大轉變的前夜。香港與內地關係、特區與中央關係、香港經濟轉型、香港構建合理的管治架構等等，都面臨「重大轉變」。「重大轉變」也就是「改革」。「改革」既要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基本框架之內，又要謀求盡可能豐富的創意。然而，特區政府不僅缺乏正確方略和舉措，相反，竟不顧社會嚴重分歧而企圖強行推行所謂教學語言微調方案，在語言這一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上向九七前倒退，不啻是向「改革」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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