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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夫林 資深評論員
香港反對派中的一些人迷信西方的社會制度，也不贊成中國搞社會主義，但在關乎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問題上，只要還能站在民族的立場，維護民族的大局和民族的尊嚴，仍可算是愛國者。對政治立場比較右的人，愛國和不愛國一要看大節，二要看行動。
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當年闡述香港問題時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鄧小平還談到，「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
對中國內地人來說，只有愛國和不愛國之別，沒有左中右之分。用「左翼」「右的人」「中間的人」介定香港愛國者的成份，同鄧小平倡建的「一國兩制」構想一脈相承。鄧小平對香港愛國者成份的分析，符合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是擴大香港愛國者陣線，促進香港愛國者實現大團結的指南。
左中右愛國者分析符合港情
在香港，左翼愛國者是指香港傳統的愛國人士和團體。歷史上，他們反對英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並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為新中國的創建出過力、做過貢獻。他們擁護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支持並積極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左翼愛國者有不少人曾受到港英當局的打壓迫害，甚至坐過牢，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就是香港左翼愛國者的一面旗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之時，霍英東冒着極大的風險，通過海上運輸為國家輸送緊缺物資，支援抗美援朝和內地的社會主義建設，並由此走上愛國之路，也因此受到港英當局四十年的打壓。香港回歸後，以傳統愛國人士為骨幹的團體不斷壯大，後繼有人，成為香港繁榮穩定的中堅力量。由於香港回歸後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參與執政的左翼愛國者只是少數，但他們無怨無悔，不改初衷，繼續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家的統一富強貢獻力量。
「中間的」愛國者是隨着香港回歸大批湧現出來的。在港英統治時期，他們未必對祖國有很多了解和認識，但他們能順應歷史的潮流，跟上時代的腳步，在香港歷史轉折的重要時刻站在中國政府和人民一邊，香港回歸喚醒了他們的民族自尊和家國情懷，也使他們認識到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一致性，因而真誠地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恪守香港與內地「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則。正如鄧小平所期待，目前的治港班子，包括特區政府問責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司法機關主要成員，都以「中間的人」佔大多數。
「愛國不分先後」，但「中間的」愛國者和「忽然愛國」的機會主義者是不同的。有些人過去是港英統治的既得利益者，對於香港回歸中國，他們或許也說過幾句「擁護」的話，卻並非真心誠意，他們的骨子裡依然充滿對大英帝國的留戀，一旦個人的政治野心得不到滿足，就原形畢露了，甚至不惜站在國家和香港的對立面上。
愛國一看大節 二看行動
鄧小平談到愛國者的標準時指出，「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封建主義，甚至是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在這種寬鬆的標準之下，大多數港人包括政治立場比較右的人，都可納入愛國者行列。香港反對派中的一些人迷信西方的社會制度，也不贊成中國搞社會主義，但在關乎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問題上，只要還能站在民族的立場，維護民族的大局和民族的尊嚴，仍可算是愛國者。香港也有一些親台人士和社團，他們信仰「三民主義」，供奉「中華民國」，只要他們在行動上不搞「兩個中國」，不損害國家和香港的利益，也可以算是愛國者。對政治立場比較右的人，愛國和不愛國一要看大節，二要看行動。
需要指出的是，愛國與不愛國以及愛國者的左中右翼並非一成不變，在一定的主客觀條件下，愛國與不愛國可以互相轉化，愛國者的左中右也可以互相轉化。李柱銘曾獲聘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是被當作愛國者看待的，但從香港進入過渡期至今，他扮演了一個很不光彩的角色，同西方敵視中國的勢力沆瀣一氣，做了不少損害中國和香港利益的事，被罵「漢奸」一點都不冤枉。順應香港回歸湧現的「中間的」愛國者，既可以向左轉也可以向右轉，曾蔭權和陳方安生就是極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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