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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宕 子
中國著名作家王蒙十八日在法蘭克福文學館舉行的一場演講中說：「中國文學發展很快，讀者的口味發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對中國文學有多少指責，我只能說，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中國新聞網 2009年10月19日)
作為文學的「鐵桿粉絲」，筆者自然也希望中國文學的繁榮昌盛，不斷地湧現出足以產生世界性影響的第一流的作家和作品；然而，就當下中國文學的現狀來說，筆者卻無法像王蒙那樣樂觀。甚至，筆者認為與王蒙所說的恰恰相反，中國文學正處於有史以來最差的時期。
王蒙得出「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的結論，所依據的卻是兩條滑稽可笑的非文學的標準：其一是文學刊物或文學出版物的數量之多，換言之，也是就中國作家每年所發表的文學作品之多；其二是像胡適等以前曾被嚴厲批評過的作家如今成了「香餑餑」。遺憾的是，二者僅僅只是對當下中國文學市場特徵的描繪，最多也只不過可以得出中國的文學市場處在最好時期的結論。可文學市場的繁榮卻並不等於文學本身的繁榮。
要得出「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的結論，不但必須將中國當下的文學與中國歷史上所有時期的文學進行縱向比較，而且必須將之與當下世界各國或各民族的文學進行橫向比較。中國文學有過輝煌燦爛的過去，就作品質量而言，且不說古代文學與近現代文學，近十年來的作品與改革開放初期，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作品相比，恐怕都遠遠不及；而橫向地比較，中國當下的文學也乏善可陳。難道僅僅憑數量之多就能界定某一時期或某一作家的文學成就麼？俗話說，「牛屎多了不肥田」，既然如此，王蒙憑什麼說「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呢？當然，王蒙想向世界展示中國當代文學的「光輝成就」的心情筆者可以理解；但是，只要稍有一點文學常識、自知之明與羞恥之心，我想，任何人都不會得出這種荒謬絕倫的結論的。
與其他門類的藝術一樣，文學是人類構建一個有意義的世界及批判性地介入世界的努力或方式之一種。如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一定程度上，一切文學也都是當代文學。每一位作家，不管他或她對過去的事件或文學作品的解讀也好，還是其文學創作也好，都是為了應對和詮釋他所生活於其中的時代或社會所面臨的問題，都是為了構建一個對他和他的時代有意義的世界。中國當代—尤其是近二十年來的—文學之不成器，恰恰即在於—由於種種原因，大多數作家的作品缺乏批判性與反思性的維度，並且與其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嚴重脫節。在此意義上，中國當代文學的衰落即表現在「意義的缺失」，或作家構建一個有意義的世界的能力的缺失或被剝奪，而其在「量」上的繁榮其實是一種替代性的、遮蔽世界之本真的、偽造的、虛假的「偽意義」的繁榮，而正是這種「文學的稗草」侵佔和壓縮了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的生存空間，使得中國當下的文學界異化成了一個眾聲喧嘩卻又萬馬齊喑的「文學的地獄」。
或許，王蒙並非不知道中國當代文學的「死穴」之所在，只是作為中國當代作家中的一員，愛屋及烏，甚至敝帚自珍，不忍以任何負面的言詞加之於其上。然而，作為一個有見識、有擔當的作家，不顧事實且沒有原則地對中國當下的文學予以如此之高的評價，卻是極其不負責任的。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成就比較高的代表性作家王蒙尤是如此見識，如此眼界，如此是非不分顛倒黑白，也就難怪中國當代文學的不成器了。
宕子曰：當代文學最繁榮，文壇花開處處紅。可惜畫虎皆類犬，雕龍不成是雕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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