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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孫立堅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過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洗禮後面臨着越來越大信任危機的挑戰。他們為提高自己運作績效及其效率，正在減少冗員、削減預算和提高新興國家投票份額等多項改革，尤其是這些改革完成後，中國將有可能超越日本成為IMF特別提款權(SDR)框架下的第二大「投票國」。這種形式的「中國地位」提高會給後危機時代的中國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值得我們好好估量。
藉多元幣種「穩定」價值
今天，之所以在這場危機中人們重新開始關注SDR這個「老古董」制度，我想理由在於以下幾點：首先，SDR特別提款權的資金保證是成員國共同將自己外匯儲備資產根據自己國家經濟增長的能力拿出來共同形成一個「資金池」，而且，這個資金池的幣種不是單一美元，而是包括英鎊、歐元和日圓等國際硬通貨。相對來講，這個資金池的「資產組合」價值不是由美元一個主權國家貨幣的走勢所決定。所以即使美元危機，誰手裡如果是SDR外匯資產，那麼它將來換取某一個硬通貨的能力就要比單一美元構成的SDR強得多，這就是大家感覺重新探討SDR制度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次，雖然美國在資金池使用權力上有一票否決權，但它畢竟是集體意見的統一，投票權越前面的國家只要有幾個國家呼應上來，就能夠在資金的使用上和管理上有很大的主導權，這也是為什麼像中國、俄羅斯這樣美元擁有的「大國」喜歡SDR的價值體系而不是單一「看貶」的主權貨幣美元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周小川行長的「超主權儲備貨幣」的構想，就是基於SDR價值「穩定」的性質而提出的，自然得到美元儲備規模較大的新興市場國家普遍的歡迎。第三，美國和歐洲國家今天在危機面前繼續硬撐着臉面來維持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已經表現得力不從心，如果市場也開始對他們產生懷疑，比如，石油美元國家和商品美元國家開始拋售美元或歐元的話，那麼會加深發達國家的危機程度。如果現在有一個相對穩定的資產作為保值的渠道讓這些國家來持有，比如讓IMF發行SDR價值為定價基礎的債券，這樣這些國家出於穩定外匯儲備價值的目的，就不會在市場上拋售美元，而和IMFSDR資產進行置換，那麼，IMF將這些積累起來的美元資產去支持遭受貨幣衝擊的國家，就不會引起美元貨幣體系或歐元貨幣體系的動盪。這也是美國和歐洲今天支持中國和俄羅斯提高他們特別提款權的原因。
話語權與義務承擔成正比
我們千萬要提醒自己的是，今天中國提高自己在世界的話語權，對我們在外的外匯資產的運作狀況確實有更清晰的理解和干預的能力，不過隨之而來的是我們對國際事務承擔的義務也被推到最全面。如果為了國際的大國形象進行過度的「外援」，卻無視自己經濟發展的基礎，這樣下去並不利於我們在國際舞台上爭取持久的主動權。相反，如果我們太強調自己的「利益」，那麼，又會被人誤解為「民粹主義」—中國只是在謀求自己利益之上的世界壟斷地位而摒棄應該承擔的大國義務，於是「大國威脅論」的帽子就會無中生有的套在我們的頭上。
因此，我們在IMF框架下所爭取到的主導權，就是要站在廣大新興市場的立場上爭取更多的夥伴來共同維護大家辛辛苦苦所創造的外匯儲備的價值。在對外進行以SDR為基礎的國際援助的時候，也應該爭取相對等的權力。這一點美國在借用SDR機制維護美元國際貨幣主導地位上確實非常積極主動。將來我們也應該通過建立和加強SDR與人民幣聯繫的貨幣機制，來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在國際舞台上的威信，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打下堅實的「網絡」基礎。（摘自孫立堅個人網誌，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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