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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堅
如果要以一個漢字來指代日本的話，毫無疑問，稍知日本的人，都會拈出「和」字來。其實以「和」指稱日本，就像「日本」這一國名的成立一樣，都比較晚起。在漢字漢文傳入日本以前，歷經繩文、彌生一萬餘年，日本社會經歷了有日語（口頭話語）而沒有日文（書面言語）的「先語言」文明時代。其「日語」是本土原住民繩文人舊有的，抑或是「渡來人」（外來移民）攜帶而來的，還是「渡來人」的語言和土著話語融合而成的，在日本學界分歧很大。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古墳時代（3世紀中至7世紀末）四百餘年間，漢字漢文由「渡來人」、行旅僧民和外交使節傳入日本，使得原先的話語（後世稱為「大和語」）逐漸開始漢字化和文獻化。但是由於當時的日本長期處於小國林立，傳入的漢語很可能主要在大陸系的「渡來人」集團以及與之有交往的部族之間流傳。
在此期間，中國的史籍開始較為詳細記載日本國情，如《魏志．倭人傳》（成書在先）和《後漢書．倭傳》（成書稍後）等，都沿用更早的《漢書．地理志》，稱日本為「倭」國。秦漢以來，史家多以音譯給四裔國家命名，他們大多奉「華夷之辨」為圭臬，獨尊中原，鄙夷四裔，音譯漢字多寓貶義，如「身毒」（印度）、「匈奴」（中亞諸國，古稱「鬼方」、「獫狁」）、「狗奴」（日本島小國）、「狗邪」（朝鮮半島小國）等。《漢書．地理志》「燕地」條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樂浪」在朝鮮半島，漢武帝時所置郡，其海中之國當指日本無疑，這可能是現存文獻中以「倭人」指稱日本人的最早記錄。《山海經》的「海內北經」提到「燕南倭北」，稱「倭屬燕」，而燕地舊時領屬部分半島地區，「倭」當在其中。鑒於《山海經》保存了很多周秦的原始史料，很有可能「倭」的名稱起源於秦漢之前，原為半島南部的地名或部族名。後來有學者落實「倭」原先當指半島古國「加耶」（即狗邪），後來延及日本，因此以「小倭」稱加耶、「大倭」稱日本加以區別。
加耶為朝鮮半島最南端的一組小國，四世紀初從三國的弁韓脫離出來，直到六世紀中消失。因為和日本島隔岸相望，為半島和日本交流的最前線，《日本書紀》記載日本曾在該地建立過政權機構「任那日本府」，為古代朝日關係最為密切的地區，如果「倭人」先指該地區的半島部族，然後延指日本，也不無可能，只是「倭」名成立，早在加耶成國之前數百年。《魏志．倭人傳》未曾提及加耶，其中也確實有「大倭」一名，但細繹其義，似指有地位的「倭人」，並非特指日本島上居住的一般「倭人」。「倭」很有可能起源於指稱「加耶」及其先族，但《倭人傳》的傳主卻是專指日本人無疑。
至於朝鮮半島和日本的「倭」族起源於何處？近年來很多人類學者和考古學者都在加以研究。鳥越憲三郎在1992年出版的《古代朝鮮和倭族：神話解讀和現地踏查》，提出過倭族起源於七千年前長江下游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其中一支後來北上，通過山東半島進入朝鮮半島，征服了島上原住的濊族和貊族，於紀元前三世紀、二世紀之間，在半島南部建立其最早的政權「辰國」。辰國是「三韓」辰韓的前身，也有研究者認為其餘兩韓「弁韓」和「馬韓」也起源於辰國。戰後不久，江上波夫提出了著名的「騎馬民族國家」說，指稱日本古代國家起源於東北亞的「騎馬民族」，他們在四五世紀之際渡海征服日本，建立了統一國家「大和王朝」。一部分學者進而指稱「騎馬民族」便是來自起源於「倭」族的辰國，其中一系為日本皇族的祖先。
關於日人稱「倭」，早在九世紀初成書的《日本書紀私記》就有過這樣的推測：「日本國，自大唐東去萬餘里，日出東方，升於扶余，故云日本。古者謂之倭國，但『倭』意未詳，或曰取『我』之音，漢人所名之字也。」可能當時旅行中國的日本人稱自己的國土為「」（wagakuni意即「我國」），「wa」與「倭」相近，華夏的史官便以「倭」稱日本，可以聊備一說。「倭」字不見甲骨文，似為兩周時新出之字，《說文》釋為形聲字，有「順」之意。「倭」字其實也是「右文」字，其本字當為「委」，《說文》釋「委」為「隨」，「順」、「隨」同義。《漢書》稱日人「歲時來獻見」，恪守當時的外交禮儀，不逾分際。《魏志·倭人傳》也記載日人主「敬」，描寫其「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可見當時階級差等之間，以「恭敬」相安。
日本島上從彌生時代以來，小邦眾多，《漢書》和《魏志》都記載有百餘國之多，其中較強大的有三十餘國聯盟體「邪馬台」國（約57-247），全盛期由女王卑彌呼統治。「邪馬台」的日語古音為「Yamato」，《日本書紀私記》對此亦提出解釋：「通云『山跡』，山謂之『耶麻』，跡謂之『止』。……是以棲山往來，故多蹤跡，故曰「耶麻止」。又古語謂居住為『止』，住於山也。」如前所述，日本在漢字傳入之前，已有話語，後來用漢字作為書面表記流行，只要同音，即可使用，初不在乎其字本義。所以來自大陸的「邪馬台」也好，源於本土的「夜麻登」（《古事記》）、「夜摩苔」（《日本書紀》）、「耶麻止」（《日本書紀私記》）也好，所指為同一物事，只是表記符號不同而已。此外在表意上，除了「山跡」、「山止」之外，尚有「山門」、「山處」等多種表記，其後一字的發音皆為「to」，都表示邪馬台國旁山築城而得名。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日人似乎接受「倭」或者「邪馬台」等為其國名，一直到飛鳥時代（592-694），在全面接受漢字、了解字義褒貶之後，國名稱呼才有所改動。
飛鳥時代的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593-628在位）和聖德太子朝廷，開始有計劃、有規模並且比較完整地引進隋唐典章制度，以及儒釋道文化，通過完善官制（排定「冠位十二階」）和構築官方意識形態（制定「憲法十七條」），組建朝廷集權統一國家。到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645-654在位）推行「大化改新」，改革「國郡制」，進一步強化「律令制」，並完善冠位、禮法、戶籍、土地、稅收等制度，對外利用朝鮮半島諸國紛爭的局面，出兵干涉，維持龐大的軍事力量。663年的「白村江戰役」，飛鳥朝廷投入42,000兵士和800餘艘船舶，在朝鮮半島洋面和大唐、新羅聯軍作戰。對比當時唐、羅聯軍的12,000兵士和170餘艘船舶，可見倭軍兵力強盛。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飛鳥朝廷開始滋生與中國分庭抗禮的意識，其最初的標誌性事件為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即隋大業三年），日本使節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攜帶聖德太子起草的國書，其中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引起外交風波，隋煬帝指示：「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當時隋朝陷於出兵朝鮮半島的戰爭，國力大衰，使東亞諸國的勢力平衡發生變化。聖德太子精於漢籍，以「日沒」喻隋朝，很可能是故意為之，顯示飛鳥朝廷不甘於「屬國」地位。煬帝雖然不高興，但次年還是派遣文林郎裴清出使日本，作為回訪。《日本書紀》記載聖德太子於是回了一信，開端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語氣雖然恭敬，但以「東天皇」對應「西皇帝」，平起平坐，據說倭皇自稱「天皇」始於此信。
大概基於這種平等意識，飛鳥朝廷開始審視其認為「不雅」而近於蔑稱的「倭」之國號。聖德太子一生禮佛，但他最為服膺的是儒學典籍《論語》，他從其中擷出「和為貴」一句，作為其「憲法十七條」的首款。「和」的音讀「wa」，和「倭」完全一致，而其釋義有「柔軟」一項，日人訓讀為「」（yawaragi），也和「倭」義相同，於是就被拈出替代「倭」字，成為新的國號。「大和」成了「大倭」的新表記漢字，「邪馬台」的漢字表記也被「大和」替代，但保持其「Yamato」的訓讀。從《論語》而來的「和」字，於是成了日本的標誌。
差不多與此同時，從「日出之國」引申而出的「日本」開始成為正式的對外國號，並最遲在《日本書紀》成書的八世紀初開始廣泛流行。盛唐張守節在723年撰成的《史記正義》裡提到：「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應該有所本。2004年在西安發現的遣唐使井真成的墓誌銘，刻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4），稱井氏母國為「國號日本」。很顯然，新國號「日本」最晚在八世紀初已經被大唐王朝正式接受。
從「倭」到「和」，因此成為古代中日關係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作者趙堅，日本大阪常磐會學園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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