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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 民建聯主席
民建聯自一九九二年成立以來，一直堅持一個參政理念，就是以理性和建設性的態度推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市民福祉。這個參政理念決定了民建聯的一項主要發展策略，是致力提高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力求提出真正利民利港的主張。十七年多來，民建聯的發展過程有起有跌，但始終堅持進行深入的政策研究工作。雖然資源有限，我們近年這方面的投入卻是有增無減。
香港政治一個常被詬病的地方，是政策研究的匱乏。很多人都覺得參政者，無論是政黨、政團或政治人物，都着眼於眼前利益，缺乏視野，不願深入研究香港社會所面對的長遠問題，提出徧實的政策建議。
從政黨的角度看，做政策研究無可否認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我們處於資訊泛濫的年代，任何議題都難以吸引輿論長時間且深入的聚焦，而政策研究往往更難。政黨資源有限，為爭取宣傳曝光機會，講求以小博大，既花時間又花人力物力的政策研究自然不被重視，結果在香港政治生活中，口號主張越來越多，研究論證越來越少。
政黨致力政策研究天經地義
也許有人認為這是香港政黨政治發展仍處初階的緣故，但觀乎歐美國家，政黨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不足，或多或少也是存在的問題。有加拿大學者在評論當地政黨時，就認為它們沒有發揮研究和發展政策的作用，沒有向選民提供參與政策過程的實質機會，也沒有經常向當選者或官僚提供政策選項，基本上它們的角色仍然只是選舉機器。
1998年英國的《尼爾報告書》對資助政黨問題進行研究，當中指出英國政黨面對選舉和日常運作上不斷增加的資金壓力，在資源調配方面犧牲了長遠的政策研究和發展，而執政黨和在野黨都一樣存在這個問題。執政黨的部長們忙於處理日常政府事務和危機，而在野黨也無法集中精力，為未來執政進行政策準備。報告書認為，政黨應當是政治生活中意念的主要來源，但現實卻並非如此。有趣的是，報告書提到英國三大政黨九七年在研究方面總共花了不足一百五十萬英鎊，似乎是蠅頭小數，但在香港的政黨看來，恐怕已經是天文數字了。
考察外國政黨的實況，不等於可以認為香港政黨無須做政策研究。正如一些學者指出，政黨的一個主要功能是推動政策和項目的發展，掌握社會訴求並將其轉化為不同的政策選項，因此，致力政策研究對政黨而言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英國的《尼爾報告書》儘管未有建議設立新的制度，以公帑資助政黨發展，但就建議設立一項「政策發展基金」，資助政黨進行政策研究，足見其對提高政黨政策研究能力的重視。
缺乏長遠規劃 局限政策發展
在香港，我們有更大的理由重視和提高政黨的政策研究能力。九七前的港英殖民地式管治，重大決策來自英國，而港英政府本身也不着重長遠和積極主動的社會規劃，結果局限了本土政策能力的發展。即使是當時的英國本身，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推行所謂「新公共管理運動」，將政府功能私有化、外判，同時緊縮開支，將政府運作高度程式化，導致不少學者所批評的「政府政策能力的衰退」。延至九七後，特區政府也無可避免地承襲了類似的弱點，無法因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新局面，在制定長遠政策和規劃方面有更大作為。要改變這種情況，需要包括政黨在內的所有政治過程參與者作出努力，以較深入徧實的政策研究為基礎，作出有效互動。只有這樣，才能促進香港整體公共政策水平的提高。
推動香港政制向前發展，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拓展政治參與的社會廣度，而這同樣需要以較深入徧實的政策研究為基礎。如果任何政策議題最終都不能引起有意義的討論，只變成簡單的政治立場對立，最終只會令民眾疏離從政者，甚至疏離政治。相反，如果不同政黨能夠積極提供不同的政策分析，便可大大提高政治環境中資訊的質和量，促使政治運作逐步走向成熟。
民建聯堅持深入的政策研究
民建聯自一九九二年成立以來，一直堅持一個參政理念，就是以理性和建設性的態度推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市民福祉。這個參政理念決定了民建聯的一項主要發展策略，是致力提高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力求提出真正利民利港的主張。十七年多來，民建聯的發展過程有起有跌，但始終堅持進行深入的政策研究工作。雖然資源有限，我們近年這方面的投入卻是有增無減。
粗略統計，自二零零四年以來，民建聯發布了共三十六份研究報告和建議書，內容涉及經濟、工商、教育、規劃、環保、文化，以及加強與內地合作發展等不同方面，另外也舉辦了十多場大型公共政策研討會。為掌握民意和政策研究素材，民建聯進行的民意調查平均每年約三十次。另外，近年民建聯積極拓展工商、專業及學術網絡聯線，建立起政策委員會、專業事務委員會等黨內架構，並經常邀請專家、學者探討重大或長遠政策問題，更特別成立了經濟顧問小組。
對民建聯過去政策研究工作的成效，這裡嘗試作一點分析。
評估政策研究工作的成效，最直觀的方法是看它是否真的造成了政策的改變。舉例而言，民建聯在二零零五年二月發表《香港教育產業化建議報告書》，提出透過擴大對外招生、發展私營教育體系，促進專上教育產業化，並推動香港成為區內教育樞紐。在二零零六年二月，我們發表《香港發展新工業的建議》，提出推動香港產業結構多元化，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增強經濟抗逆力，當中我們特別提出可重點發展研發設計和驗證方面的產業。我們高興地看到，特區政府在二零零九年明確提出推動教育、醫療、創新科技、檢測認證、環保和文化創意六大優勢產業發展的策略。至少在我們看來，這些都是研究影響政策的例子。
對決策者產生啟迪作用
然而，現實中的政策過程是複雜的，很多研究公共政策的學者承認，很難將某個政策決定或結果歸因於某項政策研究，兩者之間很少存在線性的序列關係。有學者認為，決策者一般都是保守的，決策過程是一個漸進的、竭力滿足各方的妥協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決策者也缺乏時間、資源和意志進行全面細緻的研究，或掌握這些研究的資訊。另一方面，雖然研究未必可以對政策結果造成決定性影響，但不斷累積的研究成果卻可以產生啟迪作用，逐步改變決策者看問題和對策的方式，甚至造成政策範式的轉變。
由此觀之，政策研究除了直接影響決策，還可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而且發揮這種作用的機會要比直接影響決策多。民建聯過去在經濟方面發表不少研究報告和建議書，涉及的政策範疇各異，但有兩個政策理念貫穿其中：一是政府應放棄所謂「積極不干預」的做法，積極擔當經濟和產業促進者的角色；二是香港應放棄自我孤立的心態，加強與內地的經濟合作。撇開具體政策建議不論，我們相信這些研究報告或建議書對特區政府的定位和決策思維，是有所影響的。
（本文輯錄自民建聯新出版的《建港方略——民建聯政經研究論集：經濟篇》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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