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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磊
歲末年初，竟然想到傳統知識分子命運的問題來。
之所以經常想到這個問題，是因為知識分子的命運本身就是社會變遷的一面鏡子，還因為知識分子本身更是社會各個階層中一個獨特的風向標。
關於傳統知識分子的命運，在更深沉的記憶裡，彷彿一直有一個聲音在說：江山不幸詩家幸啊。這句話的意思，如果用白話來理解，意思就是說，國家和民族越是不幸，那麼文化就有可能越是幸運和興盛。比如民國，雖然經歷了抗戰和內戰，雖然出現了種種巨大的不幸，卻偏偏湧現出了胡適、傅斯年這樣的知識分子，出現了魯迅這樣的作家，出現了梅蘭芳這樣的藝術家……再比如紛紛擾擾的魏晉南北朝，出現了建安文學，出現了竹林七賢。
很多時候，文化的興衰和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並不同步。而之所以出現這種相悖的現象，想來與王權對知識分子的控制有關—當一個舊的王朝衰朽，風雨飄搖之際，他們大抵是來不及過問別人腦袋裡想的是什麼的。不僅如此，早期的造反者或者說後來的當權者，也往往由一窮二白的莽漢接受了教育，他們自己本身也成了文化的粉絲。詩家的幸與不幸，其原因大抵如此吧。
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在我看來，不外乎三條道路。
其一，與當權者合作，「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其二，與當權者對着幹，要麼借助天時地利的緣故，推翻當權者；要麼就耍弄青白眼，最後被砍頭或流放。這一類人士，一般是前景不妙的。
第三，向陶淵明學習，做一個隱士。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人生既然是短暫的，那麼就充分享受自然的樂趣好了。遠離江湖，遠離是非。
第三種模式，頗有點「非暴力不合作」的味道。不，連「非暴力」也沒有。乾脆就是頭枕芭蕉扇，一問三不知啊。
不過，在傳統的歷史上，第三種情況，也很容易被人恥笑。這主要是因為，大批的名利之徒打着不合作的幌子跑到山裡去，沽名釣譽。最後與皇帝老兒一起唱一齣渭水求賢、願者上鈎的鬧劇。中國史書中，這類人是不少的了——終南山，或者「終南捷徑」，一直也是靠近當權者的一個有效途徑。
這樣說來，一個人，要想像嵇康那樣剛直不阿，實在是太難了啊！
書法家鍾繇的一個兒子，本身也是書法家的鍾會，後來臭名昭彰。鍾會為了獲得清譽，一個人跑去看望嵇康。但是，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嵇康對他沒有興趣。鍾會要走的時候，嵇康問：客從何處來？鍾會那小子回答說：從來處來。這個對話的結局是：嵇康後來身首異處。
時代發展到後現代社會，奢談知識分子的操守似乎是一件讓人恥笑的事情。現代社會，大家不可能再像嵇康那樣去赤膊打鐵。也不可能悲守窮廬，學顏回那樣，「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志」。由於處處都是物質的誘惑和生存的壓力，一個人跑到山裡去不僅會毀了自己，更會毀了下一代的前程。再說了，人家坐勞斯萊斯，你坐奧迪也就罷了。總不能在大街上騎着大輪自行車招搖過市吧？人家有情人、包二奶，你總不能連自己醜陋的髮妻都讓人誘惑走了吧？
所以，現實的重重逼迫之下，知識分子們是非常乖的。
所以，大家面對冷豬肉，是不吝惜挽起袖子直接下手的。正所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不爭是不可能的，忍讓也就不要說了。
從這個角度來講，竹林七賢和魏晉風骨，清談和道德的高標，現在看來，確實是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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