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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中國作家中，悔其少作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作家早期作品傳世之少，或多或少與這種因素有關。
為什麼悔其少作？原因肯定各種各樣，我們可以猜測出來的至少有兩種：一是隨着年齡的增加和閱歷的豐富，作家本人重新審視少作的時候，不滿意。施蟄存先生在《上元燈》再版自序中說，對於初版的《上元燈》，自己覺得有許多不能躊躇滿志的地方，利用再版的機會，將最覺得「自己失笑的《牧歌》一篇刪去」。這個方法，可能是大多數作家對待少作時喜歡採用的。
這種悔其少作，常常發展為毀其少作。清朝的彭羨門晚年用高價收購過去所寫的《延露詞》，隨得隨毀。王國維返經信古以後，深深覺得，「自忽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筐《靜安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文人自愛羽毛，大體如此。
另外一種悔其少作，並不一定是基於上面所說的原因，倒往往與外在環境的政治衝擊力有關。比如蘇東坡，後人多認為「烏台詩案」對他影響不大，其實發生詩案以後，他吟詠的內容是有變化的。
一○七九年七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台詩案」獲罪入獄，雖然沒有失掉性命，卻從湖州太守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成為一個謫臣。到黃州以後，他給皇帝寫了《到黃州謝表》。他在謝表中沉痛懺悔，稱自己對皇上「狂愚冒犯」，應該被嚴肅處理，並表示今後一定認真改造。說句題外的話，蘇軾的這篇「謝表」，大有文革時期「檢討書」的味道。
詩案之前，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內容上多指向時政，而詩案之後，其作品中涉及政治的內容少了，相反，吟詠自然抒發淡泊曠達心境的詞章明顯多了。「烏台詩案」發生若干年後，蘇軾在《黃州安國寺記》中，仍然強調自己以前講過的話和做過的事「皆不中道」，需要徹底改正才行。
年復一年的謫居生活，使蘇東坡一年失望一年，思想情感也日益苦悶。想到政治生活中的險惡，他有時深陷於「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的境地。失望和痛苦，不但改變着蘇東坡的心理狀態，也改變着蘇東坡的體形外貌。他曾對遠來探視自己的侄兒說：「心衰面改瘦崢嶸，相見惟應識舊聲。」蘇東坡在青年時期曾經是個佛法的反對者，後來逐漸對佛法感到興趣。遭貶以後，為擺脫思想上的痛苦，開始與佛法更加接近。蘇軾後期的作品，幾乎囊括了詠物言情、人生感悟諸方面，與其思想變化是有關係的。我們常常淡化「烏台詩案」對蘇軾的打擊程度，似乎不如此便不能說明他的達觀和超脫。其實對一個效忠於朝廷的知識分子來說，只因幾句話便被視為當朝的反對者，而被打入另類，焉能不痛苦？對早年作品用一個「悔」字來描述其心情，恐怕已經不能表達十之一二。
清朝的時候，皇帝們搞了不少文字獄。康熙初年，江南名士陸圻被《明史》案株連，鎖逮解京，在中途沉痛地對身邊的兒子說：「終身不必讀書，似我今日！」由於文禍，自戒或叮囑後代以讀書為戒的現象那時相當普遍。圓顱方趾的人面對此情此景生此感情，實在是情理中的事，本是性情中人的蘇軾，想來會更痛苦。
作家「悔其少作」，究竟好不好呢？歷來不乏肯定者和否定者，可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肯定的理由是，所謂「悔其少作」，不是不承認，也不是刻意掩飾，而是對於那些不太精彩的「少作」加以修改，彌補不足。巴金說：「我一直認為修改過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絕不會「讓《家》恢復原來的面目」。
持否定態度的論者說，作品面世後即成歷史，豈能改動？季羨林先生認為，一個人在某一階段上，思想感情有了偏頗，甚至錯誤，決不應加以掩飾，而應該堂堂正正地承認。這樣的文章決不應任意刪削或者乾脆抽掉，而應該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再說，作家以衰年的理智修改青年或盛年的熱血之作未必會改得更好，修改本整體上不一定比原初的版本好。
其實，作家修改作品，這種行為本身也是歷史，如果只「悔」不「毀」，幾個稿本都留存，歷史倒豐富了，沒有什麼特別不好。怕只怕，修改之風被「毀」風所代替，並且波及到別的領域。為了掩飾錯誤或懷抱叵測的政治目的，刻意篡改歷史並且做得無人知曉，或者運用高壓手段使知曉者不敢做聲，久而久之，後來者就不知道真正歷史了，最後就只能真假混合，假真參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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