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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日僑在上海虹口舉行集會後，在北四川路一帶搗亂破壞。日本海軍陸戰隊(下)與中國軍警對峙。 (資料圖片)
龔敏迪
一九七一年廣播電台開播了《廣播日語》，然後是中日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一時間，上海的自學日語之風大盛，虹口公園等處還出現了百餘人聚在一起練習口語的「日語角」。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來上海的日本遊客，他們大多住在外白渡橋北岸的上海大廈，而舊時的日本領事館、本願寺以及舊時日僑曾經居住過的虹口一帶也都在附近。這些遊客又常會到對岸的友誼商店購物，於是建於一九○七年的外白渡橋是他們的必經之路，有一些自學日語的人就會守在橋上，與經過這裡的日本人搭訕、對話，這就等於找到了一對一練習的外籍教師，當時國門初開，日本遊客中不少人也願意與素不相識的中國平民接觸。但日後發現：這些「外籍教師」大概以來自日本關西者居多，所以這裡練出來的日語很滑稽，往往是以關西方言為主，又摻合了各地方言的奇妙日語。但不管怎麼說，這些畢竟都是免費的。
在外白渡橋上第一次聽到的日語歌曲是《上海回來的RIRU》，歌詞中還提到了舊時代以妓館聞名的四馬路。學外語最難弄懂的，大概就是詩歌和歌詞了，所以有些人出於本能的第一反應，就是認為「RIRU」是中國女孩的名字「李露」，並懷疑那是一首侮辱中國女子的歌曲。於是在那個日本遊客半閉着眼睛，十分投入地唱完一段歌時發現，原先圍着他練口語的幾個人，早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事後才弄明白，原來那是一首日本電影歌曲，也有人將日語的「RIRU」譯成「莉露」的。電影的故事是：一個叫山本的人在上海的船務公司任職期間，邂逅了一個叫「RIRU」的日本舞女，又遭到流氓的襲擊而不能在一起。戰後回到日本的山本無法將她忘懷，在他重返上海時，在街角又看到了「RIRU」的背影。作品的主題反映了五十年代，那些曾經在上海生活過的日本人，對過去那段時光的懷念。
一八六六年，日本允許一般民眾出國，同年參與在上海創立東亞同文書院的岸田行香，為了與美國醫生赫本共同編纂《和英辭書》，首先來到了上海。而真正在上海街頭出現日本一般民眾的是一八七二年日本領事館在上海正式設立以後。《舊上海史料彙編》的統計是：一八七○年在滬日本人才七人，一九○五年達到二千餘人，從此一直佔在滬外國人人數的首位，一九四二年竟然超過十萬之眾！日僑的《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年紀念志》說：「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到明治十四、五年間，在留上海的邦人只有十人到一百人左右，平均每年只增加五、六人。」而且其中的男女比例則是：「大凡男性佔三分之一，男性多經營雜貨、陶器、小商品，其次是職員和政府派遣的官員。而女性則百分之六、七十是以外國人為目標的性交易者。」 曾在上海為諜報人員的高橋謙也在《中國時事》一書裡說：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七百人左右，除了郵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和二、三家雜貨舖之外，過半數是娼妓館。清末民初陳伯熙的《上海軼事大觀》也說了日本女人在上海做皮肉生意：「當光緒初年外白渡橋有所謂三盛摟者，東洋茶室也。執役其中者均為彼邦二八妖姬，六寸圓趺不加束縛，高髻盤雲，粉裝替雪，亦覺別饒丰韻。入其中者納資一二角，則春浮螺碧，板拍牙紅，索笑調情，了無慍意，若輸英蚨二翼，不難真個銷魂。故少年尋芳者趨之若鶩，繼遍設英、法各租界，迨後彼邦國力日臻強盛，不欲留此汙點於海外，由領事強迫回籍，前度劉郎不免有人面桃花之感矣。」也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政府真的覺得已經國力強盛，讓其國民再在海外從事皮肉生意有傷名譽。但實際上在上海從事色情業的日本女子，並沒有因為「領事強迫回籍」而絕跡。而所謂的東洋茶室、舞廳、夜總會之類，仍然為數眾多，《上海回來的RIRU》就透露了這個信息，只不過服務對象，多半已經轉向在滬的日僑。
和其他國家來滬的人一樣，許多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一些在本國難以立足的人，也紛紛來到「自由」的上海尋找出路。其中就有金子光子、鹿地亙等一些比較著名的日本作家。魯迅的好友，來中國賣眼藥水的內山完造，其妻在家門口擺了個賣聖經的小攤，就發展成了日後的內山書店。這些「東洋人」大多居住在虹口一帶，與許多來自廣東、蘇北的人混處。每當傍晚時分，日本人和廣東人、蘇北人都穿着不同的木拖板（木屐），在彈格路（石塊鋪成路面的馬路）上一邊行走，一邊發出吧嗒吧嗒的聲響，是當時虹口一帶最常見的風景。而他們的語言也多少在上海方言中留下了痕跡，比如上海話中的「阿無卵」就來自日語「煽（AWORU）」，其本意是幫腔起哄者。男女小流氓曾經被叫做「摸殼」、「拉三」，這個「摸殼」就是日語的「婿（MUKO）」，來自日本「一女八婿」的成語；「拉三」雖然有從英語中來的說法，但無論怎麼說，似乎還是來自日語「羅剎（RASETSU）」之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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