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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件說話，貫徹了這本著作。 圖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去年春天，新學期伊始，樹仁大學首開「香港新聞史」一科，由我擔綱授課。第一堂，我即立下規條：「有多少證據，便說多少話」，其意是要學生必須接觸原件，研究原件，用原件來說話。
當初計劃開這門課時，以為學子會聞史而退避三舍，怎知修習者「其門如巿」，頗出意料之外。而學生對這「規條」亦奉為「玉律」，期終報告，果然沒有只知抄書、拼湊，而是齊齊鑽進故紙堆裡，發掘問題。這研究精神，必須貫注下去。
我之所以搬出這「規條」，乃是看了卓南生的大著《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有感而發。
卓南生撰寫這書一系列文章時，對香港早期三大報《香港中外新報》、《香港華字日報》、《循環日報》，深感「無法找到原件對證」，尤其是《香港中外新報》、《香港華字日報》的研究，「除了半個多世紀以前戈公振略有提及外，可以說是一片空白。絕大多數史學者不是沿襲戈氏說法，就是在肯定戈氏敘述的基礎上，提出些微的補充、訂正與質疑，而未進行深入研究。」
於是，他本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精神，「走訪了不少國家的圖書館、藏書家及舊書坊」，還向「可能收藏有關資料的圖書館探詢早期報紙、文獻或檔案紀錄的下落」，如此「辛苦作業」，終於被他發掘了不少原件出來，如藏於美國麻省Essex Institute一八五九年發行的《香港船頭貨價紙》七十八份，和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一份一八七二年五月四日的《香港中外新報》。就是這些第一手資料，寫出了擲地有聲的權威論文。
崇尚第一手資料，正是一流史家的本色；至於人云亦云，不詳加考證者，當然是不入流者的所為，這在研究界比比皆是。在日本全件影印《遐邇貫珍》面世前，不少學者都在瞎着眼說話，如袁昶超的《中國報業小史》、曾虛白主編的《中國新聞史》、李瞻的《世界新聞史》，都指這份「香港最早的中文報刊」是「一本中英合璧的刊物」、「中英文對照」，但究其實，除了目錄和最後一期的停刊通告〈《遐邇貫珍》告止序〉有中英對照外，其餘的文章，都是中文。
卓南生在日本的圖書館，找到十冊《遐邇貫珍》的原件和為數不少的手抄本；在倫敦大英圖書館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則幾乎悉數收藏着」，就憑這些原件和手抄本，進而深入探討。
卓南生以原件來印證、正本清源，得還早年中國報業的「正貌」，釐清和推翻了一些報史學者的亂說、胡說，備受學界的推崇，也為後來的史家多所引用。這一志業，這一精神，確為研究者起了「垂範」的作用。
我告誡學子，我們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卓南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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