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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近期，中美貿易摩擦烽煙再起，人民幣匯率問題再次成為中美貿易爭端的焦點。美國指責中國操控匯率，將中美貿易失衡的責任歸咎於人民幣幣值的低估，頻頻施壓人民幣升值，甚至有美國智庫毫無根據和專業素養地給中國香港和台灣強加上匯率操控的罪名。美國的做法已充分展示了其貿易保護主義的本質特徵，並違背了WTO框架協定內「公開、公正與公平」的國際貿易競爭原則。
中國出口有成本及質素優勢
從專業的角度分析，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和格局下，各國關稅機制趨於公開和公平。國際貿易市場的此消彼長，主要受市場供求關係的影響，而非一國政府或人為的干預所能左右。因此，影響國際貿易結構平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這裡有匯率、利率、稅率、財政轉移支付等因素，但核心問題卻是雙方貿易結構的安排和出口成本的控制問題。中國勞動力成本長期偏低，大量生產資源和生產資料能夠自給，加之近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和產業升級，不斷提升了中國對外貿易的低成本競爭優勢。美歐以內需消費和現代服務業為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以及質優、物美、價廉的消費意願，亦為中國打開了廣闊的海外市場空間和前景。這就是中國成為世界一流大工廠和對外貿易持續增長的根本原因。
因此，美國要解決自身貿易失衡的問題，應從產業與經濟模式調整的戰略高端入手，來改善自身貿易結構和成本控制的問題，而不是局限於匯率、利率、稅率等技術因素的糾纏，同中國乃至歐洲展開從關稅到貨幣的較量。
改善貿易平衡 美應調整產業模式
首先，從美國自身的貿易結構着眼，現代資訊科技、高新民用科技、航空航天技術和現代軍事科技是其國力核心與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然而，美國處於自身全球霸權與戰略安全利益的考量，長期對競爭者封閉和限制出口，使其高附加值的出口貿易難以拓展。其對中國出口長期主要以波音飛機和農副產品為主，溫總理曾感言「別讓我們總是坐着飛機吃大豆」。因此，美國貿易失衡問題，難以從貿易結構的根子上去解決。
第二，美國現代產業高端的資訊科技與超級金融業發展迅速，引領世界潮流。以致其傳統製造業快速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除了軍事工業、航空製造業與汽車製造業尚存完整體系和堅實基礎，其他領域均出現產業真空。奧巴馬雖意圖極力振興本土汽車工業，以改善就業狀況，刺激出口。但面對日本和中國的有力競爭，也只是一廂情願，難以解決振興本土製造業與成本控制的實際問題。因而，他不得不將貿易失衡的焦點再次轉向「匯率問題」。
第三，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國際統一大市場格局下，各國匯率定價主要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各國政府只能根據自身經濟與產業發展實際，理性的加以引導和改革，以建立完善健康的市場匯率形成機制；而不能人為的進行快速「升值或貶值」的操控干預。人民幣自2005年7月匯率改革以來，已對美元升值超過20%，美國再次強壓人民幣升值，無非是想以人民幣匯率為突破口，快速推升中國的出口產品換匯成本，以削弱中國出口競爭力，而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這樣做效果適得其反，不僅將打擊中國的經濟的復甦，也不利於美國和全球經濟的健康復甦。
第四，從近20年的國際貿易發展形勢來看，美國恰恰是干預和影響各國匯率的幕後推手。由於美元處於國際貿易結算與各國央行儲備幣的特殊地位，美國長期掌控全球資產的定價權與貨幣發行權。因此，美國可以根據自身經濟和貿易狀況來主動調節全球流動性。比如：過去20年美元的無度超發和超寬流動性就大量稀釋了國際資產價值，推升了全球資產泡沫。這也就是美元長期持續走弱和引爆全球金融海嘯的主要原因。美元的人為貶值，亦變相助推了人民幣和歐元的升值，而美國的貿易逆差仍然存在，並無改觀。可見，匯率問題並非引發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第五，美國還有一項調控成本，刺激消費與出口的法寶，就是利率槓桿。美聯儲利率政策的制定，對各國央行利率政策的走向均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在2008年9月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美國率先快速啟動了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使聯邦基準利率快速趨降於零，本土低利率、低通脹和低資金成本的優勢得以在經濟復甦過程中繼續保持；而中印等新興經濟體卻要面對通脹持續上升的加息壓力。因為，根據費雪定律，「一國利率高於他國利率的水平，表明該國通脹高於他國通脹的幅度」。因此，若美國繼續保持量化寬鬆的低息環境，全球惡性通脹預期得不到有效控制，人民幣中短期反存在貶值的可能。有關數據顯示：2009年人民幣兌美元有效匯率全年就貶值了6.1%。
由上分析可見，匯率和利率都是影響出口成本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美國貿易失衡的關鍵因素。很顯然，美國出錯了牌，豎起關稅壁壘，開打貿易保護戰，強迫人民幣升值，甚至動用財政特殊產品補貼政策等，都解決不了美國貿易失衡的本質問題。因應國際市場所需，迅速調整改善貿易結構，重整產業配置，或許才是解決美國貿易失衡、高失業率和經濟疲弱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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