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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和
「策略大師」大前研一說，美國提出人民幣升值是完全錯誤的要求，沒有理論根據。中國必須告訴美國企業，即使匯率改變了，也不會有任何企業遷回美國。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日本是如何用痛苦和毅力克服了日圓升值後給日本帶來的困難。許多中國人認為日本已成過去，沒有甚麼可以向日本學習或借鑒的東西，我覺得這是完全錯誤的。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4倍，仍然是一個出口國，這裡有許多我們做過、但是外人不知道的東西，這些經驗值得中國管理層借鑒和學習。
大前研一博士是享譽國際的日本管理學專家、經濟評論家，有「策略大師」、「管理學大師」等美稱。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簽署前夕，他在台灣稱該協議是為台灣經濟「精心調製的維他命」，轟動一時。在陳煒文博士的安排下，《鏡報》於7月初組團赴東京拜會大前研一博士，並對他做了獨家專訪。徐世英社長首先感謝大前研一博士在百忙中撥冗接受《鏡報》獨家專訪，然後簡單介紹了《鏡報》的創刊歷史，並贈送了最新幾期《鏡報》和《鏡報》創辦人徐四民先生的回憶錄《一個華僑的經歷》。大前研一博士在專訪時引用日本經濟的成功與失敗經驗，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人民幣升值、兩岸三地關係、中日關係等問題發表了精闢的論述和分析。以下是大前研一博士(簡稱大前)接受徐世英社長(簡稱徐)專訪的詳細內容。
日圓升值未讓美增競爭力 玩匯率機制未使一國強大
徐：目前的人民幣處境與80年代「廣場協議」簽訂前的日圓有一些相似之處。對中國而言，應該如何應對人民幣匯率問題？今後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如何？人民幣匯率將如何影響中國和亞洲的經濟走勢？
大前：關於目前人民幣的處境與1985年日本簽署「廣場協議」時的情況相似的問題，我認為情況並不一樣。日美之間的貿易戰，從1972年360日圓兌換1美元開始，日圓的浮動讓日圓逐漸升值到1985年235日圓兌換1美元。後來簽署了「廣場協議」，美國政府要求馬克和日圓升值，讓美國更有競爭力。美國人的理由是，美元的強勢是人為的，美元轉弱才能加強美國產品出口的競爭力。日本同意並簽署了協議，換來的是10年間日圓一再升值，達到79日圓兌換1美元，這意味著日圓對美元的匯率大約提升了4倍。
但是日圓的升值並沒有改變日本對美國出口順差的局面。當時美國的學者認為弱勢美元能夠加強美國產品出口的競爭力，這是對貨幣兌換規律的誤解。日圓升值提高了產品的成本，但是在日本的美國企業並沒有因此而搬遷回國，而是把企業搬遷到韓國、台灣、中國等地。我認為這次美國又再犯同樣的錯誤，說奧巴馬想利用中國讓道瓊斯指數回升，所以他們重提所謂的「合理匯率」。然而，我們不知道甚麼是「合理匯率」，決定匯率的因素不單單是購買力，還取決於其他因素，如回報率等等……我曾在許多文章中發表這個觀點，但是美國人從來不明白操弄匯率機制並不能使一個國家更加強大。由於日圓升值，日本公司需要做以下三件事：
第一是改善生產力。第二是創新，如生產高檔的LEXUS凌志牌轎車和TOYOTA豐田牌轎車。日本一向出口廉價的豐田COROLA汽車，售價12000美元，目前的價格是35000美元，凌志牌轎車的售價是50000美元。美國消費者接受日本生產的高檔轎車，讓我們保持原有的出口額，同時增加了我們的收入。「廣場協議」簽署後，日本對美國的出口連續10年保持每個月50億美元的順差，完全沒有影響日本工業對美國的競爭力。第三是在美國生產，換句話說是在以美元計算成本的國家生產；我們也在亞洲國家生產，不是美元也不是日圓，在介於這兩種貨幣之間的國家生產。雖然我們沒有創造就業，但是我們克服了日圓升值帶來的困難，增加了收入。
中國人應研究「廣場協議」人民幣要慎對匯率浮動
徐：當時是甚麼原因導致日本的經濟衰退？
大前：日本的經濟情況和日美貿易無關，日本的經濟衰退是國家的管理失誤造成的。「廣場協議」是中國人應該認真研究的課題，他們必須讓美國認識到這對解決問題無濟於事。至於人民幣對美元的合理匯率是多少？無人能夠解答。我認為現在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已經過高，6.78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是過高了。除非中國管理層能夠改善生產力，否則這個匯率將給許多中國企業造成困難。
目前中國面臨三大問題：（一）人民幣升值；（二）加薪潮；（三）罷工潮。中國政府宣布5年內加薪一倍，如果中國能夠創新，能提高競爭力，能改善企業管理，能夠把高成本轉嫁給消費者，那麼就沒有問題。但是我懷疑現在的中國管理層能否完全做到這幾點，所以很多外國企業正考慮遷出中國。雖然目前還沒有單一國家能夠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生產基地的地位，但是印尼、泰國、越南、印度、土耳其、羅馬尼亞等幾個國家合起來就能取而代之。
亞洲藍領工人的工資很低，一個月只有200美元。中國工人第一次發現工資是可以商討的，以前他們不知道可以和老闆討價還價要求調整工資。富士康給工人的工資是正常工資的兩倍，工資可以商討的消息很快在互聯網傳開來，罷工潮此起彼伏，甚至一些給較高工資的企業也面臨罷工潮。在短短一年內，中國已從一個最好的生產基地轉變為一個不利於生產的國家。除非中國政府採取有效應對措施，否則這個問題將無法解決。這是目前日本企業和歐美企業非常關注的問題，他們正面臨非常困難的調整時期。一個好消息是，中國人民收入的提高和人民幣的升值加強了他們的購買力，中國將成為購買力強大的國家，日本將利用這個機會，把產品推銷到中國。
人民幣如果升值到6甚至5元兌換1美元，或者根據我的推測，如果讓人民幣不加控制任其浮動，其匯率可達3.5至4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在這種情況下，只需索羅斯這班套利者（他本人已退休，我指的是他的子女或親戚）出來放話，說中國存在很多很多問題，人民幣馬上就會大幅度下跌。中國政府一定要避免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因為中國現在是世界大多數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這些國家無法承受中國貨幣上下大幅度擺動。中國貨幣如果上下擺動，就會像墨西哥成為套利者攻擊的目標。
曾經對美元有過相對強勢的兩種貨幣是西德的馬克和日本的日圓，因為這兩個國家有工業基礎、有創新、有歷史淵源。我認為中國目前還不具備這些條件，由於他們受制於匯率，除了房地產商賺錢外，製造商都是虧本的。所以我說匯率浮動是錯誤的，美國要求匯率浮動也是錯誤的，美國提出人民幣升值是完全錯誤的要求，沒有理論根據。中國必須告訴美國企業，即使匯率改變了，也不會有任何企業遷回美國。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日本是如何用痛苦和毅力克服了日圓升值後給日本帶來的困難。許多中國人認為日本已成過去，沒有甚麼可以向日本學習或借鑒的東西，我覺得這是完全錯誤的。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4倍，仍然是一個出口國，這裡有許多我們做過、但是外人不知道的東西，這些經驗值得中國管理層借鑒和學習。
徐：如果中國不滿足美國的要求採取靈活的人民幣匯率，是否會影響中美兩國關係？
大前：不會，美國中期選舉過後奧巴馬就會忘記這件事，他的議程排得滿滿的。日本政府每次都滿足了美國的要求，我們的政府對美國軟弱，我們的企業只得自己保護自己，造成我們企業的強勢，這是好事。
問題在於只有10%的日本企業是出口型企業，90%基本上是內需型的。出口型企業越來越強，內需型企業卻越來越弱，需要國家救濟，政府從1995至2005年，十年間撥出了3兆美元來救濟這些弱勢企業、弱勢地區和弱勢社群，日本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日本是「廣場協議」的受害者，這些都是值得人們借鑒的經驗。
國民收入取決生產力改善 中國巨資投入基建很正確
徐：中國正在進行國民收入均等遞增計劃，這個計劃與日本60年代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頗為相似，請問中國是否具備實施這一計劃的條件？它將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產生甚麼影響？
大前：我認為這是對日本60年代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誤解。當時，日本將出口型經濟轉變為內需型經濟，這項轉型是錯誤的。人為地將國民收入增加一倍是錯誤的，國民的收入取決於生產力的改善，任何時候都不能由政府來操控。政府人為地要將國民收入增加一倍，這是一種政治宣傳，只能導致許多企業遷移到國外，這是錯誤的政策。只有改善生產力和實現創新才能提高邊際利潤，才能給工人加薪，否則國家會破產。
以國民收入倍增作政治宣傳，我能理解這種簡易的政治策略，但是這是行不通的，這將迫使許多企業遷往國外，造成失業率上升，政府必須增加救濟，對政府是一個巨大的負擔。在改善生產力和實現創新之前大幅度加薪是完全錯誤的政策。我理解這個政策的心理效應，如果我是政治家我也會嘗試這麼做。但是，作為一個經理我不會做我能力無法承受的支付。
日本的企業優先考慮的是員工的利益，股東排第二位，當然也得保留一部分款項作為將來擴展的資金。現在，日本企業開始引進美國的財政報告制度，每季度公布一次報告。這種制度導致日本企業沒有長遠的眼光，只關注下一個季度的業績，不是一個好的制度。
徐：中國新一輪的產業競爭計劃正在醞釀，您認為中國應如何使用8萬億的財政收入？
大前：如果我是中國政府，我也會同樣地將巨額財政收入投放於改善基建方面，中國政府的這項政策是正確的。土地的價格會越來越高，在目前還可以承受的情況下，於未開發地區興建鐵路、機場、碼頭、高速公路、工業基建、生活基建等是正確的，財政收入應該投放在這些基建上。中國在基建方面的改善在發展中國家中名列前茅，遠遠領先於印度、越南、印尼和巴西等國家。我認為中國還需要5年以上的時間來完成這些基建，每年興建1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和24000公里的鐵路，包括武廣高鐵或上海—南京高鐵這一類的高速鐵路。中國政府不應該參與這些基建，應該放手讓私營企業去做，否則政府承擔的風險太大，也會打擊私營企業承擔風險的積極性。 ■本文根據採訪現場英語錄音整理（原載《鏡報》8月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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