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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方
菲律賓政府不久前正式公佈「8．23」馬尼拉人質事件調查報告，建議對菲前國家警察總長、馬尼拉市長等相關責任方提起訴訟，而兩位記者和三家媒體也赫然出現在被建議起訴的名單之上。報告認為，這些記者和媒體在人質事件的關鍵時刻不停地對劫持者進行採訪，導致形勢惡化。
政府建議起訴記者與媒體，在菲律賓引起爭議。反對一方認為，媒體的職責就是報道，政府的職責才是救人，正是透明的直播讓人們了解到事件真相和各方表現。贊成一方則認為，媒體對事件的過度介入和不加約束的現場直播，明顯干擾了救援行動。《馬尼拉時報》一篇題為《失職的警察﹢歇斯底里的記者=人質悲劇》的評論認為，「大多數記者都沉湎於瘋狂地追逐事件進展，不能幫助平息事態，更別提讓兇手平靜下來」，媒體的直播和警察的瀆職一樣，是解救行動失敗的主要原因。
在這場危機事件中，記者角色的越位和媒介權力的變味無疑令人警醒。事發後，多家媒體湧入現場進行全方位直播，即使當法醫在車內搜集證據時，都有記者不放過搶佔現場的機會。
記者角色的越位令人警醒
事件進展、警方行動、各方反應等，直播內容鉅細靡遺。劫匪通過車載電視掌握了實時全面的信息，當其得知弟弟被警方帶走後，情緒開始失控。而電視觀眾目睹混亂的槍戰場面、被射殺的屍體等，心理上遭受強烈震撼，一些香港觀眾因此出現心理問題。「直播人質事件本身就是一種道德上的失誤」，菲律賓媒體自由和責任中心路易斯教授指出。
新聞直播能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記錄突發事件，是記者的榮耀，也是媒體的賣點。但在危機事件的關鍵時刻，當直播可能影響到人物命運和事件進展時，「新聞人」和「社會人」的角色就出現了衝突。俄羅斯別斯蘭人質事件、印度孟買恐怖襲擊案等突發事件中，都因有媒體的過度直播，使恐怖分子清晰了解到警方的部署，並最終影響了事件的進程。
在危機事件中，犯罪方越來越懂得「巧妙」利用媒介權力，媒體成為他們尋求轟動效應和談判價碼的直接通道。在「8．23」人質事件中，劫匪就直接打出要求「媒體介入」的字樣，有的記者「幸運」地數次現場電話採訪劫匪。記者本應是事件的「觀察者」和「記錄者」，最終卻成了事件的「參與者」乃至「製造者」。英國已故王妃戴安娜在「狗仔隊」的追逐下最終喪生車禍，當屬經典教訓。她的哥哥曾感慨說，「我一直相信媒體會害死她，但我沒想到媒體會採取這樣直接的方式殺死她。」
新聞直播的時代，媒體觸角無處不在。新聞記者因此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就是如何抑制自己的「權力衝動」，防止以公共利益和知情權為由使越權行為合理化，意識到尊重人的價值和維護社會公德比簡單追求傳播效果更為重要。「只有媒體工作者堅持不懈地自願維護最高的社會責任感，新聞自由才能獲得最大的保護」，數百年來孜孜探求新聞自由真正內涵的學者們如是解釋。 (本文轉載自《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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