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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經洞。 網上圖片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訪問學人 于向東/整理
1900年，封閉了長達八百餘年的敦煌藏經洞，被一個姓王的道士意外打開，其中五萬餘件的文書絹畫等重現於世。因其蘊藏豐富的文化價值，這批珍貴的文物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敦煌學由此登上歷史舞台。其中，敦煌「變文」的發現解決了文學史上懸而未決的一些公案。
敦煌變文寫本公佈於世後，文學史家的感受也許只能用「震驚」一詞來形容。作為其中的代表人物，鄭振鐸的看法就表達了那種心聲：
在「變文」沒有發現以前，我們簡直不知道「平話」怎麼會突然在宋代產生出來？「諸宮調」的來歷是怎樣的？盛行於明、清二代的寶卷、彈詞及鼓詞，到底是近代的產物呢？還是「古已有之」的？許多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都成為疑案而難於有確定的回答。……但自從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寶庫打開了而發現了變文的一種文體之後，一切的疑問，我們才漸漸的可以得到解決了。我們才在古代文學與近代文學之間得到了一個連鎖。（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38年）
伴隨著對敦煌變文研究的深入，唐代變文講唱的盛況也漸漸浮現出來。透過這扇視窗，我們可以再次領略唐人生活的風采。然而，到了南宋，世人已幾乎不知變文的「本來面目」了。了解變文講唱藝術的盛衰歷程，我們幾乎禁不住會發出「諸法無常，滄海桑田」的感慨。
變文講唱藝術的魅力
變文的出現與佛教宣教活動密切相關。變文是外來佛教與本土文化交流的產物，尤其是佛教的「唱導」與「俗講」，對於佛教變文的講唱有著直接的影響。佛教變文產生以後，隨著它的影響日益擴大，一些世俗故事題材的講唱也開始採用它的藝術形式，從而導致世俗變文的出現。
唐代時，變文講唱藝術十分盛行，當時可能是婦孺皆知。那麼，變文講唱究竟有哪些藝術魅力呢？
首先，變文講唱時聲情並茂，講說的散文與吟唱的韻文交替進行，將曲折動人的故事情節傳達給觀眾。
其次，與傳統的民間講唱不同，變文講唱時還特別採用一種特殊的道具——形象生動的故事畫卷。這一道具的出現，使得變文講唱已具有表演藝術的一些因素。故事情節的渲染，動人心弦的吟唱與生動畫卷的展示，在變文講唱中得以有機結合，它的藝術魅力自然非同一般，對世俗大眾的吸引力也可想而知。
藏經洞出土的P．4524畫卷，表現外道勞度叉與佛陀大弟子舍利弗鬥法的場景，根據畫卷背面抄錄的相應變文內容來看，這一畫卷很可能就是當時配合《降魔變文》講唱的道具。圖中勞度叉化為健壯的水牛時，舍利弗則化為一隻矯健威武的獅子，畫師非常形象地表現了獅子齧牛的瞬間場面。這一驚心動魄的爭鬥畫面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在它的配合下，變文講唱無疑可以收到更佳效果。現代日本寺院的一些僧人，還在表演看圖講唱故事，除了使用掛軸畫卷外，有時還使用類似P．4524這樣的畫卷，這種方式似乎可以溯源到唐代的變文講唱。
唐代時，變文講唱風氣一度盛行，以致於一些寺院內還出現比較固定的講唱變文的場所，即「變場」。
變文講唱藝術的衰微
為了確保講唱收到很好效果，無論佛教俗講還是「轉變」（講唱變文），都要求講唱者具有一定的演唱技藝。演唱作為化俗的一種「方便」，最初可能得到各界人士的認可。但是，伴隨著世間的推移，變文講唱的性質慢慢發生了變化。一些講唱者逐漸喪失「淨化人心」的使命感，將變文講唱技藝變為博取個人名利的手段，導致技藝越發達，教化功能越降低。佛教變文衰亡的命運也就不可避免了。俗講、轉變發展的歷史事實印證了這一推論。
中唐以後，逐漸變異了的俗講、轉變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卷五《怪術》，記載元和年間定水寺僧批評李秀才的一段話，「望酒旗，玩變場者，豈有佳者乎？」大概到了此時，變場已演變成一般的遊樂場所，透過僧人批評「玩變場者」的話語，可知當時佛教界可能已對變文講唱持否定態度。
隨著變文聲譽每況愈下，變文的影響逐步減弱，相關文獻記載越來越少。入宋以後，蘇軾曾作《書拉雜變》：「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渴睡落床，難以淩雲耳。」這顯然是以「拉雜變」來嘲諷當時文壇的一些作風。南宋時，變文這種形式曾為摩尼教等所利用，如《佛祖統紀》（引良渚宗鑒《釋門正統》）記載：「良渚曰：准國朝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眾者，以左道論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摩尼教的《開元括地變文》與佛教沒有關係，由於它的內容屬於「左道」，最終受到朝廷的禁止，這一事件可能殃及到了世俗變文的命運。大概隨著《開元括地變文》等的消失，變文講唱活動徹底退出歷史舞台。
關於變文命運的省思
變文講唱藝術是一種集文學、音樂、美術於一體的綜合藝術。從文藝學角度來看，變文在藝術手法方面的創新是比較成功的，它不僅在唐代受到無數民眾的青睞，而且就在其衰微消亡以後，還對其他藝術門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了寶卷、彈詞等受其直接影響外，皮影戲表演等也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與此同時，元、明以來小說話本等中插圖的淵源，也可能與配合變文講唱的變相圖等有著一定的關聯。
僅從上述角度看，是難以發現變文消亡的原因的。
從宗教學視野來看，變文講唱藝術的興盛源於佛教「化俗」，而它的衰亡則與「俗化」緊密相關。變文正是在「化俗」過程中，自身逐步「俗化」。講唱變文時，一方面沒有俗講那樣複雜的儀軌，另一方面，又不斷加強故事內容的趣味性與吟唱的媚俗性，在「俗化」的進程上它比俗講走得更快，也更容易銷聲匿跡。
對於宗教而言，藝術作為一種方便手段，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如何運用好這把劍，關鍵就在於使用者如何「起心動念」了。命由己作，境由心造。如果使用者具有文殊菩薩那樣的慈悲與智慧，那麼在淨化心靈方面，藝術這把「寶劍」就可以發揮無窮的妙用。這是變文命運給我們的一種啟迪。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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