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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有些事，再精明的人也難料到。明代萬曆《新會縣誌》有幾句話頗有意思。曰：正德、嘉靖以前，做官的人兩袖清風而歸者，宮裡相慰勞，嘖嘖讚頌；反之，則不理他們。嘉靖、隆慶以後，「仕之歸也，不問人品，第問懷金多寡為輕重」。社會風氣竟然變得如此，明朝的創建者朱元璋怎麼也想不到。
朱元璋建國後的改革力度不小，不僅一下子把奉行了1600年的丞相制度打破了，而且監察、懲治違紀的措施也比他前面的皇帝細密、嚴酷。在他的統治時期，「重典治吏」的色彩一直不減，換來的當然也是官員的「潔己愛民」。
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有許多條件，之一就是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朱元璋及其子孫，在監督方面是如何改革的呢？簡而言之就是加強中央和地方監督。一是建立都察院，行使中央監察機構的職能；二是加強地方監察制度，全國分為十三道，設置監察御史110人。除此，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監督機構—「廠衛」系統。「廠衛」其實是特務組織，發揮著特殊監察作用。
「廠衛」是明代錦衣衛和東廠、西廠、內行廠的簡稱。錦衣衛初建於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成祖時又進行了一些革新，增置了專治詔獄的北鎮撫司，把舊鎮撫司改為南鎮撫司，專理軍匠。成化年間詔獄從錦衣衛獨立出去。錦衣衛專事偵緝「盜賊奸宄」的職責，可秘密逮捕、審訊、關押刑罰臣民。
東廠、西廠、內行廠則是宦官控制的特務組織。東廠設立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權力很大，甚至可以監察錦衣衛。西廠設立於成化十三年（1477年），其職能與東廠相同，但權力超過東廠。內行廠設立於武宗時，其地位又凌駕於東西廠之上，可以對東西廠進行監督。
機構健全了，設立的法條也相當嚴厲。
窮苦人出身的朱元璋對官吏有自己的認識，主張治亂世用重典。他認為，「吏治之弊莫甚於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他敕諭刑部：「官吏受贓者，並罪通賄之人，徙其家於邊。」同時對貪污罪有非常詳細的懲罰措施。比如官吏貪污「贓至六十両以上者，梟首示眾，剝皮實草；受財枉法者一貫以下杖七十，每五貫加一等，至八十貫絞，受財不枉法者，一貫以下杖六十，每五貫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三千里」。就連因公乘坐官畜車船附載私物重量，也有規定，超過了要處刑。如乘官畜者，「除隨身衣杖外，私馱物不得過十斤，違者五斤笞一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乘官船車者，「私載物不得過三十斤，違者十斤笞一十，每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我們常常覺得過去的法條太粗疏，動輒某罪判多少年至多少年。朱元璋在這點上則有獨到之處。可惜，讓社會飄拂腥風血雨終歸不是常態。朱元璋去世以後，他制定的許多法律名存實亡。
天衣無縫的機構設置，再輔以細密、嚴厲乃至殘酷的刑懲，大明江山表面堅固如鐵桶。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朱元璋的子孫遇到了不留痕跡的腐敗現象—「雅賄」。
所謂「雅賄」，猜測起來，可能不以黃白之物往來，而代之以古玩。《天水冰山錄》是嚴嵩被抄家時家產的登記簿，其家產之多足以使人目瞪口呆。田產、金銀財寶、綾羅綢緞、鐘鼎彝器，不必說了，並有「古今名畫手卷冊頁，共計三千二百零一軸卷冊」。其中有吳道子的《南嶽圖》、王維的《圓光小景》、宋徽宗的《秋鷹》、宋高宗的《題王仲珪梅》、蘇東坡的《墨竹》、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
嚴嵩在明代嘉靖年間曾任內閣首輔，世宗對其多有褒獎，如賜嚴嵩「忠勤敏達」的銀印，賜其藏書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賜字幅曰「忠弼」等。嚴嵩最後落得淒涼的下場，這個責任一在於嚴某自己，一在於嚴某所處的環境。人們不能只看到嚴嵩的下場，更應該看到那個專制的環境。
朱洪武時代，正是亂世轉入治世的時代，可謂百廢待興。那時嚴刑峻法也好，皇帝謹身節用也罷，都是通用的手段。朱元璋最大的貢獻不在於鐵腕治貪，而是他對官員隊伍有一絲懷疑，這種懷疑不是來自書本，而是源於實際，源於元末官民關係，而且這種情緒一直伴隨他的一生。他所以調用一切手段預防、懲辦官員的貪污腐敗，可以認為是懷疑之後採取的措施。那些措施，在只須對君主負責的專制時代是奏效的，尤其在經濟不太發達的專制時代效果會更加明顯。然而，當皇權的威嚴程度減弱，或者國家的經濟有了好轉之後，如果他的後人還是一如既往實行過去的政策，就會捉襟見肘，漏洞百出。最明顯一點，朱元璋制定的刑律中，找不到以古玩受賄這一條。賞古玩，弄奇石，是與富庶相連的，朱元璋時代，哪裡能夠預見這些？
但，雅賄也是賄。正如來源不明的財產，也是用貪腐換來的。浙江總督胡宗憲花費數百両銀子購得《越王宮殿圖》、《文會圖》，進獻嚴嵩，還不是要得到好處。以收藏文物的名義受賄，對朱元璋的子孫而言，也未必識其「貪」的實質。
明中晚期權貴青睞古玩，既能說明社會經濟發展了，也能說明法條已經滯後，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尤其專制社會，官員的行為只要對皇帝負責就行了，拙於了解實際的皇帝，很可能優哉游哉，感覺很不錯。
字畫既然可以用作求取官位的「敲門磚」，價格也就陡然上漲。王世貞說：「若使用事大臣無所嗜好，此價當自平也。」理自固然，可惜只是空洞的假想，絲毫沒有脫出寄希望於個人品行的套路。杜絕雅賄，擴展開來說，杜絕貪腐，靠這種抽象的希望，能行嗎？沒準那些官員一面向皇帝表白自己如何清廉，一面張開血盆大口，吞進社會財物。
囉嗦這麼多廢話，歸結為一句就是：朱元璋的經驗只會在專制社會起作用，除了他對官員的懷疑態度，都與民主社會無關。在專制的前提下，朱元璋可以把國家治理的有條不紊。因為那時，不管是君是臣是民，都長久浸泡在專制氛圍內，一切都會十分奏效。然而隨著歲月流動，他的措施未必適合於以後的王朝。對非專制的體制而言，他的經驗更起不了什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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